“幫閒文學”〔２〕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３〕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４〕，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閒”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５〕，只在弄臣之例。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６〕，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裡，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閒”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例項。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閒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閒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７〕，袁枚的《隨園詩話》〔８〕，就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閒之志，又有幫閒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閒。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幫閒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