Ｍ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閒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於還有“生腦膜炎”〔２〕之類的惡訊息。這時候，我就得預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於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擱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卻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於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３〕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只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只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裡，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捨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著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著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仿的（其實是隻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卻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為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群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瞭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為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的瞭解？為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為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著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著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扎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著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卻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只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律和巴爾扎克〔５〕，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著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只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為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瞭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為他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紹介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豫言”看起來，“直接瞭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裡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為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只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卻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卻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７〕。這也並非怕有“奴性”，只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於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維支〔８〕的祝賀日，我卻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於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瞭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只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菲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群，有這麼相近，卻又有這麼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裡，自以為總算又鉤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