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上的學問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人不太喜歡分餐制。
儘管許多人都承認，分餐制科學、衛生、不浪費，但同時也認為，那種進餐方式太冷漠，太沒有人情味。豈止是沒有人情味，簡直就是怠慢客人，好像懷疑人家有傳染病。所以，越是大家都懂科學衛生，反倒越不好意思分餐。相反，為了表示大家都是“兄弟”，是“自己人”，是“鐵哥兒們”，就必須將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菜盤，這樣才“不分彼此”，才真正是“同吃一碗飯”，也才能真正獲得意味著同一血緣的生命因素。
甚至就連別人的病也無妨一併傳染過來，至少要表示不怕傳染。什麼是“兄弟”?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做不到這一點，至少也得“同年同月同日病”吧?要知道，“食人之食”是要“死人之事”的，那麼，不妨先“病人之病”。作為主人，無妨看作酒菜之外的又一“投資”；作為客人，則無妨看作接受情誼的一種“表態”。總之，共餐的目的，是情感的交流、心靈的溝通、血緣的認同，因此不能考慮衛生，也不用顧及身體，而簡直要有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精神，所以餐桌上的流行歌曲便是“感情淺，舔一舔；感情深，打吊針；感情鐵，胃出血”。一個講義氣的人，應該能夠為朋友兩肋插刀，獻出生命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如果連喝醉酒或吃出病來的風險都不敢承擔，誰還會相信你敢為友誼而萬死不辭呢?
同理，吃的方式，吃的禮儀，也大有講究：淺嘗輒止表示禮貌，同時也表示生分(生就是“不熟”，分就是“不共”)；開懷痛飲表示不客氣，同時也表示很親熱(親就是“有血緣”，熱就是“剛煮熟”)。又如，吃得很響表示沒教養，但為了表示主人的飯菜好，或表示自己是回家而非做客，又必須“吃得香”。吃得香才吃得開，吃得開才好開口。當然，為了營造氣氛，主人也要懂得待客之道並有所動作，比如敬菜、敬酒。敬酒的學問主要有三條：一是要注意先後次序，即尊者先，卑者次；二是在碰杯時，自己的杯子要低一點，以示謙虛；三是自己要先喝完，叫做“先乾為敬”。這無非是表示：兄弟我為朋友兩肋插刀，是不怕“胃出血”的了，您老人家則可隨意。這種敬酒如發生在同輩之間，則被敬者也往往只好硬著頭皮幹下去。另外，還有一種更親密的方式，就是喝“交杯酒”，或用同一酒杯喝酒，或把雙方的酒相互混入，則更加是不分彼此，“吃一個孃的奶”了。飯桌上不分彼此，生活中就會同甘共苦。它也意味著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和同心同德。總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人際之間。
餐具也有講究，而餐具中最具中國特色的則是筷子。兩根筷子夾住一塊食物，正像兩人面對一隻飯桶的那個“鄉”字，本身就有“共食”之意義。所以用筷子給客人夾菜，幾乎是宴會上不可或缺的禮儀。它表示客氣，也表示和氣，同時也未嘗沒有把對方緊緊夾住，以防脫落的意思在內。其實，中國人最早也是用刀叉的，正如中國人最早也是實行分餐制的。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骨質餐叉，和現在西餐所用之叉在外形上就幾無差別。但，筷子終於取代了刀叉，共食也終於取代了分餐。有人說，這是因為發明了桌子。有了桌子，就可以圍在一起吃飯，不用像先前那樣，每人面前放一張幾，各吃各的了。既然大家都擠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用筷子當然要比用刀叉便當得多。
問題是，發明了桌子，為什麼就一定要圍在一起吃飯呢?即便圍在一起，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樣各吃各的呀!說白了，還是中國人愛共食。那張便於圍在一起吃飯的桌子，說不定原本就是為了共食而發明的。中國人喜歡過群體生活，喜歡扎堆兒抱團兒，喜歡和親人朋友團聚，當然也喜歡圍在一起吃飯。圍在一起，又是共食，當然要用筷子。用筷子，無論自己進食，還是給客人夾菜，都很方便，而且既穩重，又文雅，還極富人情味。不像西方人進餐，用刀切像屠宰，用叉戳像攻擊，還冷冰冰的，也不能給別人夾菜，一點人情味都沒有。在中國人看來，沒有人情味的飯食是決不會好吃的，而沒有人情味的進餐方式則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
顯然，對於中國人來說，飲食的味道，絕不僅僅只是食物的味道，還必須包括餐桌上特有的那種“人情味”。中國的菜餚，便體現了這種團結、和合、交融的群體意識和文化精神。中國菜，無論煎、炒、蒸、煮、燒、烤、炸、拌，幾乎都無不是將主料和佐料混在一起下鍋上桌，決不會像西方人那樣，肉是肉、魚是魚、鹽是鹽、胡椒是胡椒地各自獨立，分得一清二楚。一些大菜名菜，如“全家福”、“佛跳牆”、“霸王別姬”之類，更是多種主料的和合，味道早已不分彼此。而且，按照中國的烹調學、營養學和食療學的說法，這種“和合”，有利於陰陽協調，是一種極科學的做法。
當然，最好是，食物本身既“味道好極了”，人情味又很濃，而最能體現這雙重目的的，大概就是火鍋了。
火鍋的文化意義
火鍋簡直渾身上下都是中國文化。
火鍋熱，表示“親熱”；火鍋圓，表示“團圓”；火鍋用湯水處理原料，表示“以柔克剛”；火鍋不拒葷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調味不拒東西，山珍、海味、河鮮、時菜、豆腐、粉條，來者不拒，一律均可人鍋，表示“兼濟天下”；火鍋葷素雜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滲透，又體現了一種“中和之美”。更重要的是，火鍋能最為形象直觀地體現“在同一口鍋裡吃飯”這樣一層深刻的意義，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共食”。更何況，這種“共食”又決不帶任何強制性，每個人都可以任意選擇自己喜愛的主料燙而食之，正可謂“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所以，北至東北，南到廣州，西入川滇，東達江浙，幾乎無不愛吃火鍋。
還有一點也是極為重要的，那就是火鍋要用火。
用火，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們民族用火的歷史相當悠久，早在一百七十萬年以前就已開始(雲南元謀人)，吃火鍋則至少有八千年的歷史(大約在磁山、裴李崗文化時期)。事實上，中國文化一直把會不會用火、熟食還是生食，看作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分野。《禮記?王制》說：東方的野蠻人叫夷，南方的野蠻人叫蠻，都“不火食”。《禮運》篇也說，我們的先民，起先也是不會用火的，只能生吞野果，茹毛飲血。後來，“聖王”出現了，“修火之利”，這才有了烹調、釀酒、服飾與建築，也才有了禮儀，有了文化。這就正對應了列維?斯特勞斯的那個著名公式：生／熟=自然／文化。直到現在，以用火為界限，生與熟也仍有褒貶之別，如生吞活剝與爛熟於心，生拉硬拽與熟門熟路等。此外，如生澀、生疏、生硬、生造、生僻等詞，亦有明顯貶義。至於“生番”，則直接指“不火食”的野蠻人；“夾生”，則往往是罵人的話；而“人生地不熟”，則是很不幸的事。
這就不可等閒視之。因此在上古，就要有人專門來管理“火食”。這個人的任務是：一、看管火堆；二、烹煮食物；三、分配食品。可見其權力和責任都很重大，工作性質也很神聖。因為神聖，所以也是“善”，而“火食”也就稱為“膳食”。這人既然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權，當然也就掌握了群體的領導權。可見最早的“政府”，一開始就是“廚房內閣”。只是到了社會分工更為精細，政府職能更為多樣以後，“膳食科長”才不再由“內閣總理”兼任，而另派他人專司。但在遠古，這人的地位仍一直很高。傳說中擔任過高辛氏或顓頊氏“火正”一職的“黎”，大約就是這種專司管火和“火食”的人。
當時的族群肯定很小，族人中年輕力壯者外出採集和狩獵，年長體弱又富於經驗者留家看火，並烹烤食物。外出勞動者日暮歸家，寒風暗夜中大家圍定火堆，享用熟食，真是何其樂也!因此，“火食”並不單單只是“熟食”，更重要的還是“共食”。所以，它也是“伙食”，即“共火而食”，故“夥”字從人從火。
共火而食的人就是“夥伴”。“夥伴”原寫作“火伴”，據云起源於古代兵制。古代兵制，五人為列，二列為火，十人共一火飲煮，即為“火伴”。《木蘭詩》雲：“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這裡的“火伴”便泛指同一軍營的人，相當於今之“戰友”。其實共火而食，古來如此。不過一般共火而食者多為家人，不足為奇。只有軍營裡，才是非親非故而成“夥”。所以後來，便把不同的人因同一目的而結合成群體，稱為“結夥”，並由此產生出合夥、入夥、打夥、搭夥、散夥、團伙、平夥等概念，而“火食”也就變成了“伙食”。
火鍋，大概就是對原始時代和古代戰爭中“共火而食”的遠古回憶吧!中國菜餚，無論煎炸蒸炒，一般都是在廚房裡加工完成後才端上桌來，只有火鍋把烹調過程和食用過程融為一體，不但把鍋端上桌來，而且讓火貫穿始終。這不正是一種最古老也最親切的方式嗎?圍在一起吃火鍋的人，不是家人，便是夥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極富人情味嗎?尤其是在北風凜冽大雪紛飛的數九寒冬，三五友人，圍爐共酌，傳杯換盞，淺吟低唱，真是何其樂也!白居易詩云：“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我懷疑那就是請朋友來吃火鍋的邀請函。
由此可見，火鍋不僅是一種烹飪方式，也是一種用餐方式；不僅是一種飲食方式，也是一種文化模式。作為飲食方式，火鍋可以多人合吃，也可以一人獨食，然而獨食者又何其寥寥。在火鍋店裡，我們實難
見到一人獨食者。這不是為了省錢，更因獨食無趣。一般地說，中國人是不喜歡獨食的。獨食難肥，共食才能吸取營養；獨食無味，共食才會其樂無窮。如果不得已而自斟自酌，就要在想像中與人共食：“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否則就叫做“喝悶酒”。喝悶酒不但了無趣味，而且還會“傷身”。如果與友人共飲，則“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得過量也無妨。
這就是請客吃飯的意義了。它不僅是吃喝，而且是共食；共食也不僅是聚餐，而且是同吃；同吃也不僅是同在一起吃或吃同樣的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緣。有了人情和血緣，一個又一個群體才得以建立和鞏固，個體也才得以生存。顯然，中國人喜歡請客吃飯，並不是中國人好吃，而是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群體意識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