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在公司檔案上的股權結構上看，華晨最大股東是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擁有40％的股權。而據華晨過去的公開說法，之所以要形成這樣的股權結構，“是因為當初在美國上市時，美國有關部門不能接受華晨為私人資本，故此該公司須設立這種架構，成立一個非牟利的基金持有該公司。”
如果華晨的解釋沒有問題，讓仰融很難堪的地方，可能就在這裡了。華晨當初由於體制或者制度原因，“引進”了一個“國”字頭的機構，從而順利上市，今天這個機構代表自己的資本發話了，仰融無話可說地出局也就很容易理解。
這種為了達到目的而繞開某種體制的企業內部制度安排，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初國內的很多“紅帽子”企業。有意思的是，華晨這樣在美國上市時，國內是大量出現“紅帽子”企業的時候。仰融是不是受“紅帽子”企業的啟發才這樣做，不得而知，但是仰融的安排，無非也是借用了一頂“紅帽子”。
資金本來是個人的或者是個人在民間籌集來的，由於擔心和懷疑，再加上某些政策的限制，只好把這些企業都註冊為集體的，而掛靠在一些官方機構下，等後來這些企業做大了時，牽動的各方利益也就越來越多，於是“紅帽子”企業的產權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矛盾多得很難化開。
仰融身為“華晨帝國”的主要打造者，肯定不甘心輕易退出華晨。這幾年仰融就跟“紅帽子”一直在變“帽子戲法”，用《財經時報》7月19日的說法就是“仰融資金偷逃杭州灣”——仰融一直對跨海大橋情有獨鍾，於是仰融這幾年就透過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手段，早就悄悄把資金轉移到杭州灣了。仰融曾在接受《財經時報》採訪時說，“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專案的投資上，我與大股東的意見分歧較大”，這是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
我卻認為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應該是那個“紅帽子”問題。跟許多有過“紅帽子”經歷的企業領導者一樣，如果擺脫不了“紅帽子”，就會離開“紅帽子”，但在自己出局之前，就會不由自主地“偷逃”資金到自己的勢力範圍裡。
“紅帽子”幫助了仰融，也“除掉”了仰融。這是仰融的宿命，也是很多跟仰融一樣人的宿命。個人的某些東西如果一直得不到充分肯定，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擺脫不了這樣的宿命。
【案例分析】
仰融究竟在爭什麼？改革凸現產權歸屬矛盾
出走美國後遭批捕，付出沉重代價希望爭奪的華晨資產全捐給慈善機構，仰融與華晨之間的產權之爭，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十字路口。改革之初，“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留下了許多歷史問題，當資產膨脹之後，產權歸屬的矛盾就凸現出來，究竟應該以什麼準則來規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