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點左右，門外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和嘈雜的人聲。
姨媽臉色變了，她壓低聲音對我哥說：他們是來找你的，你看看怎麼辦?你到底幹什麼了?還沒等我哥回答，門外就響起了猛烈的敲門聲。
我哥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從天安門一路過來，心中的警覺和自然而然的戒備讓他條件反射似地站起來就往廁所裡衝。
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樓道上那些抽菸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衝自己來的。
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裡有一封剛剛收到的來信，那上面講的都是杭州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情況，還有對王、張、江、姚的看法。
他衝進衛生間，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這封信撕碎，扔進馬桶用水沖掉，但此時外面的人聲已進客廳，他知道已經來不及了，便拉開梳妝櫃的門，極迅速敏捷地將那封信塞進了一隻雪花膏瓶底下。
時間太緊迫了，他來不及處理自己放在客廳的黑色旅行袋裡的日記本。
而姨媽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當然懂得無條件服從組織上的決定，她也不可能不對組織忠誠老實，當公安人員指著黑色旅行袋問姨媽：這是他的包嗎?姨媽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
樓下停著一輛黑車一輛白車，我哥被押上了黑車，上車前，公安人員將我哥哥的雙手反銬在背後。
哥哥以為自己會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籃橋”監獄，沒想到車繞來繞去開了五六個小時，這時天已經亮了。
當車上的人在議論車是否已開到紹興時，我哥才意識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
哥哥知道離家越來越近，但他同時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後，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
他們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檔案要我哥哥簽字。
我哥問為什麼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說：你知道“總理遺言”嗎?我哥說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公安局的人說：有沒有關係你說了不算。
之後，他們在市公安局的貴賓接待室連續對我哥進行了四十多個小時的審訊，主題就是一個：你怎麼偽造“總理遺言”的?我哥被他們審問得筋疲力盡，精神幾近麻木，但他仍堅定不移地回答：我沒有偽造“總理遺言”。
審訊持續到第三天，來了一位看似和藹可親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來督陣的領導。
他說：據我們所知，你對反擊右傾翻案風不滿。
我哥說：我就是擁護鄧小平，這有錯嗎?他上臺以後，鐵路通了，鋼產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開始好過了。
這位領導說：你想做鄧小平的殉葬品嗎?我哥說：你們不實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兒我也會這麼說。
然而，那位公安部領導接下來的一句話幾乎從根本上摧毀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線：你以為你還有這樣的機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