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一看就是自己在暗房裡沖洗的那種，相紙發黃，相片本身印得也不是很清楚。
但蛐蛐兒在相片中的樣子和神情完全是他當年的模樣。
兩張照片背後都用鋼筆寫著小字，一張照片蛐蛐兒側身蹲在那兒，面前是大片的灘塗和凌亂的茅草。
照片背後寫著：遠在彼兮，旦夕以待。
——《詩經》1973.2.6，另一張背後寫著：××同志留念君旭一九七三.二.七。
兩張照片時隔一日，一張沒有署名，感情表露卻十分直接，雖然借用了《詩經》中的句子，但那種“旦夕以待”的渴望卻一目瞭然。
另一張照片後的留言卻一本正經，××同志留念，是典型的那個革命時代的公開版本。
我不知道當年的蛐蛐兒為何在送照片給自己心愛的女孩兒時會寫下如此大相徑庭的留言，但我可以猜想在那個視愛情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年代，蛐蛐兒和她之間暗中流淌的情愫要面臨多少雙拷問的眼睛。
現在，蛐蛐兒和J近在咫尺，三十年後的今天，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我將夾滿紙條的小紅皮日記本攤開在桌上，每一張紙條上我都用鉛筆寫滿了各種問題，但我最想問蛐蛐兒的就是：陳公安當年對J說，你寫“總理遺言”和J有很大關係，這是不是真的？我聽大耳朵和阿斗他們也都說過，蛐蛐兒當時面臨“驅逐艦艦長”的挑戰，他知道“驅逐艦艦長”是J的父母給她介紹的，那年頭紅領章紅帽徽的軍人簡直就是安全和可靠的象徵，蛐蛐兒當時作為一個父母還戴著“臭老九”帽子的小工人，似乎沒有任何可以和那位海軍軍官抗衡的資本。
失戀後產生的無名衝動和勇氣，激發了蛐蛐兒潛意識中一直蟄伏著的想沖天而起一鳴驚人的深刻念頭。
他想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給J看，向J和J周圍的所有人證明自己並非庸人鼠輩。
蛐蛐兒最初寫“總理遺言”的動機當然是反對“四人幫”，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在渴望為黨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有所擔當的同時,是否也有一部分動因來自於J呢？當我猶豫了半天，最後下決心向蛐蛐兒提出這些問題時，J在一旁雖然不說話，但她的眼神告訴我也告訴了蛐蛐兒，儘管那麼多年過去了，一切都已經不可改變，人生的道路也不可能重新改寫，但她還是非常希望從蛐蛐兒嘴裡瞭解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