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自己的枕頭被子搬到母親**，我將自己火熱的胸口貼緊母親顫抖的後背，我抱著母親，就像抱著一個無助的嬰兒，直到她在我的懷中漸漸安靜下來，最終掐滅菸頭。
我相信母親已經明白：父親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還有我，我會陪著她，一直陪著。
第二天早晨，兩個陳公安又來了，他們來拿糧票、衣服、洗漱用品。
母親第一次開口問他們，人被關在哪裡，能不能去探望?兩位陳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沒有正面回答母親的問話，而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都很好，你們不用擔心。
我知道，要想從陳公安們嘴裡套出半點資訊，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我哥哥、父親和姐姐當時被抓和被抓以後的具體情況。
我哥哥其實是在上海被抓的。
雖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門，但他的被抓其實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
那次他離開家以後去了很多地方，青島、瀋陽、大連、長春、錦州、哈爾濱，最後到了北京。
其實，我哥哥這次遠行是專門去進行社會調查的。
他希望瞭解，在即將展開的路線鬥爭中，工農兵會站在哪一邊?有人說，幹部階層是**中既得利益受損者，我們作為幹部子弟反“四人幫”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此，我哥重點跑了上海和東北，深入到工廠車間和產業工人促膝對話，他甚至還到了長春的解放軍紅九連，和當時全軍模範紅九連副指導員於小平捧著高粱米飯徹夜長談。
最後，我哥得出結論：即使在“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和東北，群眾也是反對他們的。
他把調查結論都詳細地記在自己的日記本上。
我哥哥身上還帶著一份父親在京老戰友的名單，他們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門曾經或仍然擁有較高的位置和級別。
哥哥按著父親提供的聯絡圖上的名單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門拜訪，父親的老戰友們也都一個個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在他們看來和自己當年一樣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這些老幹部普遍對“四人幫”恨之入骨，又幾乎不約而同地對國家當時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
他們大多老了，或者因為種種原因賦閒在家，但他們和哥哥這樣的年輕人聊起國家大事還是滔滔不絕。
哥哥把這些老幹部對“四人幫”的不滿和對時局的看法都詳細地記在日記本上，他將此也看作是做社會調查。
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所做的這些社會調查後來會牽連一大批老幹部和他走訪過的人，為此哥哥痛悔不已，並且自此以後再也不記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