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失敗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定，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
這是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引退”的次日所寫的日記，只好在這裡自圓其說啦!
為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主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這一段日記也可以視作蔣介石日後在臺灣執行土地改革之決心的準備。此日記是他引退後在故鄉奉化溪口所寫。
近日軍民心理動搖已極，無人無地不表現其悲觀主義之情緒，可說對剿匪戡亂信心及對革命與國家之責任心完全喪失，尤對領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種精神之影響，比之於**之暴動陰謀更為危急。上海同濟大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隊搗毀社會局，以及申新紗廠之暴動，皆為**在我經濟中心搗亂，擾害社會，顛覆政府做有計劃之暴動。雖情勢愈急，險象萬狀，唯餘之信心絕未為**虛聲暴動所動搖，自信盡我人事，不憂不懼，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後之難關而獲得最後勝利與成功也。
當**提名蔣介石為戰犯時，他曾有強烈之反應。以後美代理國務卿及總統杜魯門亦提出此舉之不公平，蔣介石即記入1948年12月31日之本月反省中。
及至接近局勢最黯淡之階段時，他寫了這則日記。
至此他仍將與**軍隊作戰視為他“主持”之對日抗戰之延長，上下信心之關係亦應一切如前。及至險象畢露，他之不服輸的態度，亦與在南京武漢撤退時無異。
可是，亦即在寫此一段時，文中也承認城市中軍民普遍地厭戰，國民黨統治已經搖搖欲墜。
**於今日廣播，明白表示：“不承認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與邵力子、張治中等人當作何感想也。彼等哄顏還至此，當計其革命歷史與人格乎？
李上臺後，蔣介石諸事不與合作，並處處給他製造麻煩，蔣李之間的鬥爭更加激化了。李宗仁於此困境中開始了對**的和談。
1949年1月22日，李電邀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劃和平運動。與此同時，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彭昭賢為和談代表，等候和**商定地點後，進行和談。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訪見宋慶齡、章士釗、顏惠卿、黃炎培、羅隆基、張瀾等人，請求為和談有所促進。
看到李宗仁的活動後，**於23日發表宣告：(一)與南京政府談判，並非承認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軍隊；(二)談判地點，俟北平解放後在北平舉行；(三)反對彭昭賢為南京政府代表；(四)戰犯必須懲治，李宗仁亦不能免。李宗仁見此情況，又趕緊表明“和談誠意”特命行政院實行七項措施：
(一)將各地“剿匪總司令部”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地區，待停火後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戡亂期被封之報館、雜誌；(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特刑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不能非法逮捕。
但行政院並未完全照辦。27日，李宗仁又致電**，宣告他同意在八項條件基礎上談判，請**迅速指派和談代表。這個電報李未與孫科商量，也未經中常會和中政會討論，蔣得知後立即打電話和孫科聯絡，要孫抵制李宗仁，遷院廣州。孫科唯蔣命是從，便於28日、29日和內閣要員離南京到上海；並議決於2月4日將行政院遷往廣州。蔣也決定將中央常務會議移往廣州舉行，以便進一步控制行政院。這種遷院決議，孫科連李宗仁代總統也不告訴，實在是根本不把李代總統放在眼裡。蔣不僅策動孫科行政院，還策動立法委員前往廣州。凡赴廣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張，美金百元，並且給港幣三百元的特別津貼。但留滬多數立委，仍願到南京支援李宗仁。蔣“引退”後，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難以工作。
**又要求李宗仁與美國斷交和幫助消滅蔣軍勢力，但李不答應。
**則於2月5日發表廣播宣告，不承認李宗仁南京政府。對此，正中蔣介石下懷，他非常高興，於當天寫下了如上日記。
可決定其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問題耳。李宗仁和談方案，其中心條件，無異於協同**消滅**之基礎耳。
關於和談限度問題，蔣介石給定了個“基調”：一、“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二、“使雙方在未來政府中保持同等的發言地位”。三，關於軍隊改編問題，確定雙方比例，“自行整編”。這個和談限度實質上是一個“劃江而治”的所謂“平等的和平”方案。與**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相距十萬八千里。
孫科與代總統李宗仁鬧分裂，遂於3月7日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四分五裂的國民黨，行將崩潰，行政院院長一職，也乏人問津，大概都不願出來做國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應欽出來幫忙，何說：他沒有蔣先生的讚許，不敢做任何事情。李宗仁派吳忠信同張治中到溪口，請求蔣介石允許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蔣介石給何打電話，相當冷淡地說：“既然德鄰想讓你擔任那個職務，接受下來吧。”國民政府這才有人組閣。
張治中、吳忠信這次來溪口，還有一件事，就是想勸蔣介石出國。因為李宗仁說：“現在這種政出多門，一國三公的情形，誰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領導？”李還威脅說：“我們管不了，就交還給蔣吧!總統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宗仁還將勸蔣介石出洋的訊息透露出去。於是中外報紙都登出：國民黨幾個重要人物正在勸蔣出洋云云。
蔣介石在溪口氣憤地對張治中、吳忠信說：“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就是個普通國民，哪裡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他這幾句話，把別人的嘴巴封住了。
國民黨和談代表團於1949年3月24日正式組成，並制定了一個和談腹案和國防部對和談的意見。代表團並決定於4月1日赴北京與**舉行談判。張治中對屈武說：“我們在北上以前，還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們商定的和談腹案和國防部的意見，必須向蔣委員長彙報。這樣的大事情，必須委員長點頭才行。請你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於是在3月29日，張治中與屈武二次飛往溪口，在飛機裡張治中對屈武說：“你同蔣經國的關係很好，你們是什麼話都可以談的。到奉化後，我同蔣委員長談，你就同蔣經國去談，他對他的老子還是有影響有作用的。”
到溪口以後，我就感覺到這空氣和上次頗有不同。到那裡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沒露面。當我把和談研究的大概情形告了蔣，並把上述“腹案”給他看。他只說“我沒有什麼意見”，“你這次負擔的是一件最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此外，就廣泛地談，沒有具體的意見。(張治中回憶)
蔣經國在3月29日的日記中也記述了這件事：當蔣收到張要來溪口的電報時，蔣說，“他來不來無所謂”。張來溪口後，蔣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只邀他遊覽溪口附近的風景。
蔣氏父子為何“冷淡”？因為他們認為張等到北平，實質上是投降。
這到底是不是向**投降？**是這樣寫道：我們的方針是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其交換條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國民黨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編他們的軍隊；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員允許其加入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對上海和南方資產階級的某些利益允許給以保護。
**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條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
國共和談在北京進行近半月，雙方軍事力量相差明顯，這種談判不可能是“馬拉松”式的。4月15日，周恩來宣佈了**擬定的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要求南京政府必須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態度。
國民黨代表團對這個《協定》作了研究之後，認為**已接受了他們所提半數以上的意見，特別是關於戰犯問題，作了很大讓步“所以代表團一致的意見，認為儘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瞭然於‘敗戰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麼，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則對國家、對人民、對國民黨保全者實多，總比頑固到底，失敗到底好”。
4月16日，黃紹?和屈武攜《協定》回南京，李宗仁不敢做主簽字，他立即派人送溪口“轉呈”蔣總裁過目。同時，張治中也給蔣寫了封信，交屈武帶回南京，再託吳忠信轉交，希望蔣“斷然暫時出國，擺脫一切牽掛”。
然而，歷史上的失敗英雄，在關鍵時刻是很難聽得進去忠言的。
4月份最重要之事，莫過於**對政府所提“國內和平協定”條款，使李代總統等主和求降甚至謂“投降即光榮”之投降派亦無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談決裂，重新作戰。此固最近時局中遭遇重大艱難；然中華民國生機與國民革命之復興，亦即在於此也。……
其(**)所用之方法雖有不同，而其非得餘而不能甘心。以及其非徹底毀滅我國家之基本不可之目的，則完全不同。
**的《國內和平協定》，於4月16日由國民黨和談代表黃紹?和顧問屈武攜回南京。何應欽立即將這個協定呈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看後，氣急敗壞，竟罵出一句不倫不類的話：“文白無能，喪權辱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把**所提之協定視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竟甚於敵國受降之形式”，“形同最後通牒”。
4月30日，蔣介石乘“泰康號”軍艦抵達上海，在龍華機場召開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上海防守司令石覺，上海戰區空軍司令毛瀛初等。蔣介石對淞滬防務又作了周密的部署。會上，蔣介石訓話時說，堅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屆時即將得到美國全力保護，我們就會重新光復全國，這是至關黨國存亡之戰役。
5月1日上午，蔣介石在湯恩伯的司令部，召集在淞滬的各中央軍事學校畢業的學生(主要是黃埔系)開談話會，會上成立了由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組成的“非常委員會”。蔣介石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是想以他黃埔老校長的名義，將已呈四分五裂狀態的中央軍校系統出身的將領重新集合起來，達到收攏嫡系部隊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蔣介石的通知，並不到會。如黃埔正宗嫡系將領、南京衛戍副總司令覃異之，就在蔣介石召開會議的當天上午，從上海出走，回廣西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