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揭祕-----第25章 1939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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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1939年(二)

美國會毅然以大多數透過“太平洋設防案”,此為九國公約復活之實現,乃我抗戰一年半犧牲所得之實效也。

美國總統羅斯福認識到,日軍於2月10日在海南島登陸,將是對於太平洋的威脅。於是,他向國會提出為防衛太平洋、關島等地增加軍費的計劃,即“太平洋設防案”獲得國會的透過。

這無疑是蔣介石所夢寐以求的喜訊。在抗戰之初,他寄希望國際列強出面制裁侵華的日本軍國主義,冀圖九國公約會議的宣言,結果,失望了。除蘇聯給予支援外,列強各國竟都處於“中立”、觀望的地位,“坐山觀虎鬥”。如今,日寇侵犯了他們的權益,這些國家的立場終於明朗起來了。

單就美國而言,國民政府求得其援助,是煞費苦心的。

1937年10月,羅斯福總統雖然在芝加哥發表了譴責日本侵略者猶如傳染病源的所謂“隔離演說”,並明顯表示改變其“孤立主義”。但當時美國還在為日本提供軍需物資,外交上還在實行“中立法”。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任命在國際間有很高聲望的著名學者胡適為駐美國大使。由他的活動,密切中美關係。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還派遣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赴美接洽借款。中國擬提供特產桐油(塗料、絕緣材料之原料)為擔保,希望借到千億美元。但雖經多次與美國財政部洽商,終因美國法律上和制度上的限制,未能成交。

同年10月15日,蔣介石為開啟借款交涉困難局面,致書羅斯福總統如下:

“中國人民深覺在此患難之時,至少美國總統可引為我之摯友。茲代表此流血之人民,願再請閣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吾人因急需抗戰之資力,自渴望美國予以此項財政上與經濟上之援助。如予以相當鉅額之貸款,則吾人抵抗日方之攻擊亦必獲有更大之實力與效果。因此,現在美國進行中之商議,鄙人深願賴閣下之助而得早告成。”

10月25日,美國提出2000餘萬美元的借款案。雖然不多,但總算答應。

10月25日,正是廣州、武漢相繼失守的日子,美國暫緩實施借款。

羅斯福總統透露:“中國如能闡明廣州與武漢撤退之戰略目的和今後抗戰的意志,我將樂於批准此一借款。”

10月31日,蔣介石的《為武漢撤退告全**民書》發表。

駐美大使胡適,當即將此文譯成英語,送交羅斯福總統。羅斯福此時方知國民政府“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意圖。

11月10日,羅斯福給戰時首都重慶的國民政府拍了電報:

“對於中國人民的勇敢抗戰及其苦難遭遇,深表敬佩與同情。”

11月19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的覆信。覆信中表明:

“美國政府之行動,須符合美國法律與美國人民隨時表達之公意以及美國對於可以實行事項之估量。”“美國極度同情中國,切望遠東早日得到公正的和平。”

12月12日,經美國進出口銀行董事會透過,“桐油借款”由2000萬美元增額到2500萬美元。

12月15日,獲羅斯福批准。

1939年2月8日,正式簽訂了“桐油借款合同”。

緊接著,美國對日本給予了一系列的經濟制裁。

蔣介石認為以後的中**事、經濟,隨著“太平洋設防案”的透過,將會有所好轉。並認為所有這一切“乃我抗戰一年半犧牲所得之實效也”!

德國於本月15日併吞捷克,不費一彈,不流滴血,此為歷史未有之創例,推究其原因即在於去年割讓蘇臺德區所貽之禍患。

如果我國於“七七”以前,以為割讓東北或承認偽滿可免於戰禍者,觀之,可以醒矣!餘更自信所為決無誤也。

捷克輕而易舉地被德國所併吞,“推究其原因即是於去年割讓蘇臺德區所貽之禍患”。

1938年4月,德國法西斯吞併奧地利之後,進一步企圖進侵捷克。與捷克有同盟關係的英、法等國,企圖把德國的刀鋒轉向蘇聯,因而對德國採取妥協退讓的綏請政策。1938年9月29日,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英國張伯倫、法國達拉第在德國納粹黨根據地、德國西南部的最大城市慕尼黑舉行了會議。結果簽訂了出賣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協定”,把捷克的蘇臺德地區割讓給德國,這個會議是綏靖政策的頂點,因此更激起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蔣介石由此而反思“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前,“以為割讓東北或承認偽滿可免於戰禍者,觀之,可以醒矣”。事實正是如此,日寇並沒有因侵佔東北而罷休,甚至蒙古、華北給了他,他也不會停止軍事行動的,他的目標是霸佔全中國,乃至整個的亞洲。

倭寇不欲參加歐洲戰局,亦不敢與俄國開釁,計在妥協列強專事侵略我國,乃其最毒之政策。

日寇江南軍隊岡村寧次的第11軍眼下正在發動南昌戰役,在中國的“南進政策”已在全面實施中。

正當此時,德國外長裡賓特羅甫向日本政府提出:在業已簽訂的防共協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締結日德意三**事同盟。

1939年1月新登臺的日本平詔內閣,基於國內輿論和中日戰局緊張,對於是否參加三**事同盟,結成“軸心國”參加歐戰,形成分歧,以致一時不能拍板定案。

至於對蘇聯的態度,因“張鼓峰事件”,日軍目擊了蘇聯所炫耀的武力,日本政府不想與蘇聯發生摩擦,以求北方的安定,而致力於其“南進政策”。

“張鼓峰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九一八事變”時,蘇聯由於國內政局還不太安定,因此對日本侵略東北未能以加強力干涉。“七七”事變後,蘇聯為安全計,在西伯利亞國境線和沿外蒙的國境線部署了數倍於東北境內日軍的兵力,在海參崴方面也增強了海空軍。

於是,日蘇兩軍國境警備隊,小規模的紛爭時有發生。

1938年7月11日,蘇軍佔據了偽“滿洲國”東端的蘇聯和朝鮮國境附近的張鼓峰山頂。

張鼓峰雖然僅是一個海拔150米的丘陵,但它卻是一個戰術要地。

當時,日軍正在向武漢進攻。蘇軍推進張鼓峰意在探測日本採取什麼態度,以及判斷日軍整個戰略意圖;就日本而言,也想觀察一下蘇聯是否介入中日戰爭。於是雙方都想以張鼓峰的佔領與反佔領做一下試驗。

日本參謀本部,接到報告後,考慮中日戰爭正緊,決定透過外交途徑加以解決,命令當地日軍有所抑制。

但是,1938年7月29日,當地日本駐軍第19師團見蘇軍在張鼓峰附近構築工事,便擅自出動部隊,於是雙方交火。

1938年7月31日,天亮前,日軍對張鼓峰發動襲擊,迫使蘇軍一度後撤,但蘇軍馬上進行了大規模反攻,使日軍陷入苦戰之中。

眼看戰火不斷擴大,日本政府十分恐慌,立即透過外交途徑向莫斯科提出由日軍單方面撤退的建議。

8月10日,日本駐蘇大使重光葵與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會談。

8月11日中午,達成停戰協定。

蔣介石對日本主動向蘇聯求和極為憤慨,從中他看穿了日本的狡猾伎倆。“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都是騙人的鬼話。他的“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藉此名義以亡華。如若不然,當張鼓峰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下讓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共同防共云云,只不過外欺世論、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

蔣介石透過“不欲參加歐洲戰局”和“不敢與俄國開釁”兩件事,方才認清日寇“妥協列強而專事侵略我國”的險惡用心,實在也是醒悟得為時過晚。

敵國連日召開五相會議,協商對德意軍事同盟之方針。其目前尚猶豫未決,然其最後必參加同盟無疑。蓋日本軍閥之逞強好戰,實無可救藥也。

1939年4月中旬,日軍大本營開始將戰爭由長江中下游轉移到漢水流域。中國方面,先將湯恩伯第31集團軍從湖北調至棗陽,接著,將李宗仁第5戰區主力調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帶駐防。藉以控制宜昌、襄樊據點,威脅武漢的日軍。

日寇一方面做緊急調整作戰部署,鞏固武漢外圍,威逼四川,一方面協商德國方面一再敦促簽字的德意軍事同盟方針。但,自1月日本平沼內閣上臺到4月下旬,連連召開五相會議,還沒有定下來。其原因是陸軍強烈主張加入德意同盟。理由是在中國“南進政策”實施時,需要有個鞏固的北方,如果與德意締結同盟,便可牽制蘇聯。而海軍則認為,如果加入軍事同盟,情勢緊迫時,日本將捲入歐洲戰爭,這是力所不能及的,況且,一旦加入便與美國為敵,將自己置於被動地位。正因軍部本身意見尚未統一,五相會議到目前尚在“猶豫未決”。

但是,日本軍部向來是以陸相左右形勢的。所以蔣介石預料“蓋日本軍閥之逞強好戰”“最後必參加同盟無疑”。

敵逞凶殘酷,誠卑劣無恥之尤者。此實為餘有生以來第一次所見之慘事,目不忍睹。天父有靈,盍不使此殘暴之敵速受其應得之咎?

1939年2月日軍攻佔了我國南部沿海各重要城鎮。

與此同時,向長江中游地區發起攻勢。

1939年3月至5月,日軍以4個師團的兵力,在岡村寧次的率領下,向南昌進犯。

3月27日,南昌失陷。

南昌失陷後,國民黨震驚,馬上組織反攻。他們從第9、第3戰區抽調20個師的兵力,在羅卓英、上官雲相等指揮下,進行反擊。

4月23日,各軍開始反攻,最初幾日進展得還比較順利,直逼城郊,“敵傷亡甚大,恐慌異常,殆有不保形勢”《攻略南昌經過概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後因中國部隊中個別將領“決心不堅,畏縮不前,坐失良機”同上。,而未能一鼓作氣收復南昌。

5月1日,蔣介石電令:“限微日以前攻克南昌,如不能達到任務,旅長以上連帶負責。”《第三戰區28年5月份戰鬥要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月2日,羅卓英部隊向南昌推進,日軍憑藉優勢火力,負隅頑抗,在城南和南郊一帶展開激烈戰鬥。中**隊猛烈衝殺,第29軍軍長陳安寶親臨前線督戰。日機猛烈轟炸,施放毒彈,中**隊屢攻不下,傷亡慘重,軍長陳安寶壯烈犧牲,師長劉雨卿負重傷。蔣介石看此情況,即電令“南昌攻擊停止”同上。。

日軍為了打垮中國的抗戰意志,5月上旬,對重慶、華南、華北加強了轟炸。在敵機盲目狂炸下,非軍事區域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很大損害。

5月3日,日機對重慶進行大空襲,一連兩天,被毀房屋1200餘棟,炸死炸傷者達8000餘人,重慶人民蒙受了極其慘重的災難。蔣介石對此極為憤慨,他說:“殘忍暴行,豈能脅制”我們中華民族!

昨夜為救護難民事,通宵籌劃督行,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恨抗戰之言,餘思之更難自安。對此純潔同胞在苦難中之行動,神情可愛,使餘銘感無涯!遭此凶殘不能忍受之艱難,見我民眾如此,更增餘之樂觀與勇氣矣!

戰時的首都--重慶,被當作日寇轟炸的目標,無情的炸彈,毀壞了房屋,奪走了生命。“有多少精神上的物質上的財產遭到了毀滅”,有多少“幼小的兒女喪失了他們的父親,年老的雙親失去了他們的兒子,妻失去夫,兄弟姊妹失去骨肉手足--甚或家庭遭了破壞,闔家老小的生活失去了憑依”郭沫若:《成仁便是成功》(《沫若文集》第11卷,393頁)。。無數的難民無家可歸,流離失所,沿街乞討,在死亡線上掙扎著。

但,中國的老百姓最富有愛國的美德,為了國家的獨立,為了民族的生存,他們該忍受的都忍受了,不該忍受的也通通地忍受了,而且毫無怨言。他們是中國的脊樑,他們富有中華民族的骨氣!

蔣介石日記中抒發了自己的“無涯”之“銘感”,但願他不負中國百姓的依託。此後,他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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