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電知鄧演達，借法無線電臺通話辦法。
上午九時，下廬山。十一時，經蓮花洞。十二時，登車，同乘者約十二人。煩悶已極，因嘆，雜賓來之又來，各為身謀，無法麾之使去，奈何不厭之。午後一時，開車。六時，抵南昌。
廬山會議後，在北京政府任職的黃郛來到南昌。黃一到南昌，武昌和九江的黨報均紛紛抨擊黃郛，說他是北京政府的走狗，不得混跡於革命陣營。蔣則說黃是他的朋友不許抨擊。
12月13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召開聯席會議，在政府末完全遷移武昌時，聯席會議執行黨最高職權。聯席會主席為徐謙，委員有徐謙、宋慶齡、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孫科、陳友仁、王法勤等；鮑羅廷為列席。葉楚倉為祕書長。
該會議開始批評蔣介石的獨裁、**，指出其權力已在中央委員會和黨之上。會議決議奪回蔣的軍權。凡軍委會決議要由中央執委會議決；總司令動員令要由軍委會7人主席團討論，通過後再交中央執委會批准。而且7人主席團中必有3人為非軍職人員。該主席團又由中執會推選。總司令不得擅自決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蔣介石堅決拒絕，說戰時總司令必須獨斷，這是自己的責任。並說他願意辭掉總司令職務，“如果我願意做總司令，那麼我就不是蔣中正。”
上午，軍事善後會議分組會議開幕行禮，致祝詞。
下午，電宋子文，設法維持軍事。
辦公桌上，積牘數百件，盡一日之力批了之，自謂如釋重負。
各部各軍，不由政府直接委派人員，以致上下失去聯屬，命令與報告多格而不行，故黨與國與各軍非組織統一不可也。
北伐期間不少重要檔案由蔣自擬。例如1926年8月4日其日記有：“上午擬電稿訓令約六七通”，10月1日“五時起床，擬電稿數通”。北伐開始之作戰宣言、討伐孫傳芳之通電、國民革命軍口號、新兵問答，以及克復福州後之軍事報告，長達數千言，或出自總司令蔣之手筆，或由其口授由祕書錄出。他在草擬討孫通電時久不成稿，當時記下其經驗：“軍事政治之先機，全在小腦作用，幾微真理，稍縱即逝。”雖在作戰期間，蔣介石仍有一日批答公文百件以上之記錄。如11月28日“批閱文書約百數十件”；十二月十四日又有“辦公桌上積牘數百件”，“盡一日批了之”。如即以三分鐘處理公文一件，百件公文已是五小時之工作。是以蔣策勵自己至遲六時起床，雖病猶掙扎辦公見客。
上午，著軍事經驗談。(文曰：軍事不可輕動剛腸，亦不可稍有客氣，須隨時腳踏實地，所謂務實求真也。）
遇軍事最危急時，即是轉勝之機。如一輕舉妄動，即是招敗亡而貽羞恥。以後不論何事總要熟慮斷行，切勿隨人主張而轉移也。軍事第一要貫徹到底，即使錯誤亦須錯誤到底，所謂將錯就錯也。
作戰最先準備的，就是傷兵被服。須預備敵方帽服旗幟。嚴禁士兵搜查俘虜身上物，陣地尤要。(嚴禁陣地給物，死不繳物，寧自殺，被俘不屈。)
下午，遊青雲譜，聽無線電話。
孫逆據抗，猶思困鬥，豫局複雜，恐為奉乘。黨訌日烈，經濟窘枯，內部緊張，不勝憂慮。
即在南昌攻城戰尚待重新部署之際，他已決心進浙江，為加倫反對。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於孫外強中乾，企圖避免苦戰，一方面也因為他將能控制何應欽在汕頭之部隊，而他本人又親自主持對駐在杭州陳儀的策反，預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實際可能也。至於翌年初又有駐安慶之陳調元的歸順，所以以後之取得京滬，不過在江西將孫部主力囊括之後的軍事行動之尾聲。因此舉蔣介石經歷生平第一次之指揮大兵團作戰其戰果輝煌亦為以後未有。迄至年底前他也仍寫下不少自責責人之詞句，但是他已不能全部壓制自己胸頭喜氣。他之自負可以從日記中段看出。
上午九時半，乘船迎張、譚二主席及各委員。午正，回省垣。
晚，歡宴譚主席及各委員，席間致辭。
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後一天，範圍擴大，責任加重，黨務糾紛，說不出記不下的痛苦，日多一日，所見聞之革命怪現狀，至堪悲愕。大海茫茫，何時能達彼岸。總理期我事業，父母生我意義，果為何如。每一念及，唯有莫怠莫荒，不屈不撓，奮計力前，毋負黨國如是而已矣。
時遇年底，蔣氏責身自問，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即來日的“清黨”。
§§第13章 1927年
如果只是個人的進退出處，不可介意。但這是關係到黨與國家的問題。
武漢政府，依據1927年4月1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通告免除蔣介石所擔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
蔣介石認為自己的進退“不可介意”。“但這是關係到黨與國家的問題”，言念及此，於是向全國重新表明：“革命責任，不容推諉，誓必自責，完成北伐。”至此，武漢政權乃和蔣介石完全處於對立狀態。
汪兆銘由歐洲歸國，抵達上海，剛巧也就是在這一天。他在巴黎接到邀請回國的電報，取道柏林東歸，並經過莫斯科稍事停留，洽得蘇聯政府和第三國際約定給予全力支援之後，回到國內。
汪兆銘因蔣介石的陰謀發動中山艦事件被逼走海外，以“病假”在歐洲流亡了一年之久。現在汪兆銘在中國**、國民黨左派及廣大工農群眾發動的“迎汪回國復職”運動中，回到了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被蔣介石集團中的黨政要人(宋子文、吳敬恆等)所包圍。蔣介石會晤汪兆銘時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總要把**消滅了再講”。蔣介石的企圖是，汪兆銘留在上海幫助他以暴力清黨，然後拉著汪兆銘一起到南京去成立政府，與合法的武漢革命政府分庭抗禮。如果這時汪兆銘到武漢去，以汪的資歷和這時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對武漢的政府來講，真可謂如虎添翼。所以，這時蔣介石集團中的黨政要人，群集汪兆銘寓所，對他說：“大家一致抱怨**，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的責任。”汪兆銘當眾鄭重地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但他在私下裡卻又對吳敬恆說這麼一番話：“**素來不輕易變更所定政策，**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
從4月1日起，蔣介石就連續召集留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和監委委員暨駐滬軍政負責人開會，商討“清共”計劃。
**叛逆殘忍狠賊如此，不知何時能平此亂也。
4月10日，汪精衛(兆銘)到武漢，在各界向歡迎凱旋將軍歸來的盛情擁戴下，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聲稱要與**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並高喊：“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在這極左口號的煽動下，一時間鬧得武漢沸沸揚揚，竟出現濫殺無辜與被迫逃亡者，蔣介石聽了這樣的傳言，便藉機寫下了洩憤的話語。
那蔣氏又如何呢?4月5日，汪精衛登船去了武漢，蔣介石便加緊了活動。當天，他捏造“江蘇十六縣公民代表會”的名義，通電全國，假借民意要求在南京建都。4月6日，蔣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藉口是該政治部有**人煽動“反蔣，反何(應欽)”並逮捕了十九名政治工作人員。4月8日，蔣介石成立了“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篡奪了上海工人起義果實後，由市民選舉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權。同日，蔣介石派東路軍政治部主任陳群，對上海各報館進行稿件檢查，規定各報從即日起，政府要登什麼稿件就登什麼稿件，政府不準登的一律不許登。於是各報這時所登的都是從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發布出來的**、反革命稿件。4月9日，蔣介石釋出了上海市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上海的叛變準備停當後，蔣介石於4月9日親自率領已經整頓成為“可靠的”第一軍第一二兩師兵力，趕往南京。蔣於當天傍晚亦趕到南京，與此同時，將南京附近的所有鐵路切斷，使長江以北作戰的第二六兩軍不能回師南京，使城內林伯渠率領的第六軍三個團衛戍南京的部隊陷於孤立，然後，蔣介石以兩個師的兵力，解除林伯渠的三個團的武裝，林伯渠僥倖脫險。隨後“南京城裡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立即都站了出來”，配合蔣介石軍隊，包圍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和總工會，逮捕了全部**員幹部。4月10日，也就是蔣介石大罵“**叛逆殘忍狠賊”這一天，開始在南京全城搜捕**員。
蔣介石到達南京的當天，就立即通電邀請汪精衛、譚延?、程潛、何應欽、胡漢民、朱培德等人：“中正已於本（九）日進駐南京。東南雖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項進行事宜亟待解決，務請諸同志於本月十四日以前駕蒞南京，籌商一切，不勝盼祈。”
是其(武漢方面)以豫交馮，而以全力鞏固兩湖；其後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皆意中事也。
武漢方面的北伐進攻路線是沿京漢路北上，先攻河南，與馮玉祥然後攻取北京。唐生智率領的武漢北伐軍在5月31日佔領鄭州，6月1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武北伐軍於鄭州會師。就在武漢北伐軍佔領鄭州的同一天，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北伐軍也攻佔了山東省的南面門戶重鎮徐州。
這時如果不是蔣介石已經叛變，造成國民黨分裂，破壞國共合作，佔領鄭州和徐州的北伐軍本可以齊頭並進，直搗北京，完成北伐大業了。可是，蔣成立南京政府之後，就對武漢政府實行封鎖包圍，策動叛亂，使武漢政府陷於財政恐慌、政局不穩的困境，故而被迫停止了北伐。蔣介石為了集中力量搞垮武漢政府，也停止了北伐。
6月10日，汪精衛、譚延?、孫科等人到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在當時寧、漢對立的局勢下，馮玉祥就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因馮玉祥有陝、甘、寧三省的地盤和十幾萬軍隊。汪精衛和蔣介石都要極力爭取馮到自己方面來。馮玉祥在艱難困苦之中，得到蘇聯及中國**的幫助，受到了革命的感召，讚揚國共合作，熱情地參加了北伐大革命。汪精衛為了籠絡住馮玉祥，“以全力鞏固兩湖，其後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把唐生智部隊付出很大犧牲打下的河南省全部讓給了馮玉祥，將武漢政府的軍隊全部撤回，並將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擴編為七個方面軍。
蔣介石對汪精衛的“以豫交馮”的舉措與目的瞭如指掌，於是他也開始拉馮，借馮壓倒武漢汪精衛，因此蔣介石邀請馮玉祥到徐州會談。……
時局仍以南京為重點，以武漢為焦點。此本黨成敗之所繫也。
6月20日，蔣介石、馮玉祥、胡漢民等在徐州舉行會議，蔣介石允諾每月撥助馮玉祥軍費二百萬元，並預請馮玉祥將來任軍政部長之職。馮玉祥回鄭州後，致電武漢政府，大肆攻擊**，敦促汪精衛等人實行寧、漢合作。
蔣、馮合作，武漢政府更加孤立，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立即進行叛變革命的活動。6月29日，駐武漢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發出**訓令。7月10日，汪精衛逼迫**人退出武漢政府。汪**後，曾向蔣的南京政府籲請和平，希望以**為條件同寧方合作，保住領袖地位。但蔣介石攻擊汪是勾結**的禍首，拒不與之合作。其目的是要把汪精衛置於被告席上，排斥於國民黨中央之外，由蔣介石繼承國民黨的正統。
寧、漢合流但卻不能合作。蔣、汪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較量一番了。這便是蔣介石本日日記之詮解。
餘以為對同志應退讓，對敵人須堅持，而漢某乃異是，是誠非人類也。
武漢汪精衛集團這時採取的對策是：不僅止於轉而**，同時，更視南京政府為眼中釘，即反蔣排共雙管齊下，並且以**升級，來當作反蔣的政治資本。7月29日，汪精衛、唐生智、張發奎在廬山舉行會議，密謀消滅武漢政府中一切**人和傾向革命的軍隊。
正當敵人準備下毒手時，在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賀龍、葉挺等人的領導下，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於8月1日發動了南昌起義，把敵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國**從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軍隊。
8月2日，聽到南昌起義訊息的汪精衛從廬山跑回武漢，他一面心催髮指地大罵“**徒和一條毒蛇、一隻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一方面和譚延?、孫科、唐生智、程潛、朱培德聯名於8月6日給馮玉祥打電報，表白他們已經徹底**了，蔣介石若再指責他們“赤化”，那就是蔣的錯誤了。並表示如有和平統一方法，戰爭可不必有，遷都南京也是可以的。馮玉祥認為寧、漢有了接近的趨勢，立即給雙方打電報，建議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解決爭端，結束黨爭。8月6日10時，馮玉祥又致電蔣介石，謂：“寧、漢雙方一致**，既已志同道合，請速進行合作。”然而，汪精衛又在暗地裡策劃“反蔣”。他致函在南京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北伐時為第三路總指揮)，勸他“打倒蔣某人”。與此同時，掌握著武漢兵權的唐生智，且於8月8日發表“倒蔣”通電，表現得更為露骨。蔣介石見此，恨得牙根直，大罵汪某“非人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