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承認日本要求二十一條。
附節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日本西進政策，因列強監視，未敢遽逞。歐戰起，日軍即驅德軍離青島而佔領之，適世凱圖變國體，遂提出要求二十一條，中分五號。第一號，規定中國政府允許日本享受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第二號，宣告日本在南滿及東三省有無限權利。第三號，許日本以管轄漢冶萍礦廠之權。第四號，中國不得以沿海各地租借他國。第五號，規定聘用日人為財政軍事顧問，並許合辦警察、軍廠及佈教、築路等權利。日本通告列強，僅次重要之十一條。事為本黨所聞，宣告全國，群起反對。乃袁氏急謀稱帝，二十五日正式簽訂中日協約。
日寇要獲佔中國全國為他的藩屬和奴役。
……所以我常說日寇所揭示的二十一條精神，實際上乃是集各種不平等條約的大成……
舉凡中國政治、法律、軍事、警察、賦稅、交通、礦產、鹽務、宗教、教育，一切立國所需文化、國防、經濟的要素，在精神與事實上，早已在各國累次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出賣、斷送、分割無遺了。二十一條乃是把列強所分享的特權，集中而加強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而由他來獨佔、來壟斷罷了。
……二十一條，最為凶狠!最為毒辣!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又進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變為‘獨佔政策’了。
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
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在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條”要求(1915年5月簽約)之後而迅速具體化。當時，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方興未艾，歐美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問題。至於日本，則因“二十一條”要求得以一舉解決懸案，當然會對袁世凱給以善意的報酬。可以說，這是袁世凱實現帝制的最好時機。
可是袁世凱本人，卻在表面上故意做出毫不關心什麼帝制不帝制的態度。他在6月間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時還在表示：“吾之國體，既同於美國，以後唯有奮力前進，以期發展真正共和之精神。”此外，又曾對心腹大將馮國璋說：“餘在英國購有少許田園，設他日有逼餘者，則餘唯有逕赴外邦，營菟裘以終老耳!”--好像對於權位榮利絲毫沒有留戀的樣子。
實則，袁世凱的做法，是不由自己主動改制稱帝，而要在造成輿論推動民意擁戴的情況之後，再行踐祚。
為達到這個目的，最初所利用的一著棋子，是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袁世凱指使心腹干將財政總長周自齊，收買了古德諾，由古氏撰寫中國適宜於君主政體的論文，於8月3日在《亞細亞日報》發表。
命題為《共和與君主論》的這篇文章，是為了替袁世凱製造改制稱帝的理論根據。古德諾列舉無論法國革命或美國建國，其共和體制之臻於安定，都需要經過將近百年的歲月。進而申論：“一個國家，從其歷史、風俗、社會、經濟等方面衡量，可以得出適合於他的國體。以中國現況而論，教育既欠普及，而且在列強外侮之下，共和政體很難維護國家獨立；在中國，以君主立憲政體為宜，殆無疑問。”
繼之在8月23日，推進帝制運動的“籌安會”宣告組成。這是由袁世凱的親信和學者等被世間稱為六君子的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秉承袁氏意旨所組織的。籌安會裝成一個學術團體，發表啟事，略謂：“本會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孰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儘管如此標榜，但實則為君主立憲制造輿論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擔任該會理事長的楊度，並且發表《君憲救國論》等文章3篇，不斷呼籲實施帝制。
總理派胡漢民、楊庶堪等赴菲律賓，鄧鏗、許崇智等分赴南洋各埠，籌討袁軍餉。
當時，中國的輿論，一致抨擊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可是，差不多都沒有看清楚隱蔽在背後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帝制野心的勾結。
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本來就有接受日本要求的打算；然而在交涉過程中卻向日本提出抗議，表現出像是煞有介事的抗拒姿態。因此，一般不明瞭內情的人固不待言，甚至連革命黨人也都有誤認袁世凱是“愛國者”的。
就像黃興、李烈鈞、柏文蔚等人，都一時停止了反袁行動，通電全國“在袁世凱和日本交涉期間，暫不從事反袁鬥爭。”
又有組成革命團體“歐事研究會”的林虎、熊克武等人，也附和黃興等主張，通電發表使袁世凱聞之囅然的意見：“吾人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政苟有成，何分於黨……”
可是，唯有孫中山則看透了袁世凱的賣國意圖。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的孫中山乃命令黨務部長居正於1915年3月10日發出通告，揭發“二十一條”和袁世凱帝制陰謀的勾結關係，號召黨員討袁：
“此次交涉之由來，實由夫己氏(袁世凱)欲稱帝，要求日本承認。日本政府欲先得相當之報酬，夫己氏隱許諾之，故有條件之提出。詎知所提出之條件，即使中國為朝鮮第二。夫己氏親信之外交部與陸軍部頗不謂然，因有磋商討論之說，交涉一事，始宣傳中外。不然，夫己氏早祕密送卻，國人鹹被奴於不識不知之中也。……吾黨冀除賣國之蠹，庶幾鉅奸授首……外侮將無自侵入矣!”
當交涉接近結束階段，孫中山復於4月9日以《中日交涉之黑幕》為題，通告中華革命黨各支部，指出袁世凱終將承認“二十一條”，其內容如下：
“袁世凱原與大隈重信友善，故大隈組織內閣(1914年4月)，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還國(1914年11月)與大隈商議，求其贊助。二事者何？(一)渠欲稱帝。(二)代平‘內亂’是也。及日置益還國，大隈贊成。然日本元老雖亦希望中國仍為帝國，實存以朝鮮視我之心，而又深惡袁世凱，於是強大隈先提出此次條件(二十一條)。故日置益公使於開始交涉之初，面見袁世凱，即申言日本國人皆謂足下系排日者，足下今日欲與日本親近，而求其助，不能不有所表示。足下能將此次二十一條件完全承認，則日本國人皆信足下，而即助足下矣!云云。
“袁世凱本欲承認，而其左右如段祺瑞、湯化龍及外交總長陸徵祥諸人皆大反對。渠不得已，乃有此次抗議。
“然綜觀前後局勢，袁終必承認也。”
於是，孫中山派胡漢民、許崇智等分頭籌餉，開始策劃討袁運動。
蔡鍔等組織中華民國護**，起義於雲南。
袁世凱接受推戴為“中華帝國皇帝”，對於討袁氣勢，不啻是在火上加油。成為討袁最大推進力的，是護**。護**是在袁世凱被推戴的幾天之後--1915年12月25日，由雲南將軍(即原來的都督)唐繼堯和蔡鍔、李烈鈞等人舉兵起義，在雲南宣佈獨立時所編組的部隊名稱。自此開端，而向貴州、四川、廣西等西南地區各省擴大，終於迫使袁世凱放棄帝制，沮喪之餘，於次年抑鬱而終。
護**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蔡鍔。蔡鍔在辛亥革命之際，率領新軍，光復雲南全省，出任雲南都督，在雲、貴兩省培植有很大的勢力。距離北京遼遠的西南各省，在袁世凱說來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他對蔡鍔的勢力感到畏忌，故而將之召回北京，形同軟禁。
儘管如此，但蔡鍔仍然和雲南方面祕密聯絡，策進討袁計劃。由於後任雲南將軍的唐繼堯曾經是他的部下，乃以密碼電報指示做發難準備。
蔡鍔於11月11日夜晚，避開袁世凱的監視耳目，由北京被軟禁的地方逃出，一度稱病住在天津日本共立醫院，在院中換穿和服，化名乘日本輪船“山東丸”東渡日本。然後繞道臺灣、香港、河內，於12月19日達雲南省會昆明。
在昆明，已有“二次革命”主角李烈鈞趕先一步到達。李烈鈞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亡命日本，轉赴新加坡居留；因孫中山的敦促，前來雲南。
由於蔡、李二人抵步，起義的體制為之齊備，即由雲南將軍唐繼堯於12月23日電請袁世凱取消帝制，並要求將策劃帝制的親信楊度等13人即日明正典刑。在24小時內如無圓滿答覆，則訴諸武力以謀最後解決--不啻是一個“最後通牒”。
可是，袁世凱卻只叫政事堂答覆：“此電想系他人捏造”，袁本人則佯作不知。
12月25日，雲南終於宣告獨立，廢去將軍，恢復都督名義，由唐繼堯就任都督，其手下軍隊定名為“護**”。
護**命名由來，是因舉行會議宣告獨立的會場在護國寺，而且顧名思義，是為了保護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