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寬把手裡的抹布扔在一邊，走上來拉著我的手：“多大的婁子都替你平了，還有什麼事不能說啊？說吧，又惹上什麼事了？”
“我怎麼就老得惹事呢？”
“不是陳白露欺負你，也不是惹了事，你這欲言又止的德行……也就是你吧，換了別人，我肯定以為是勾引我呢。”
“滾！”
我想了想，楊寬是我們當中最老成的，熟讀《三國》，崇拜曹操，只比我大三歲，我和陳言還在吃喝玩樂的時候，他早就是他爸的左膀右臂了。
“我最近有點兒糊塗—”
我只說了這一句，他就樂了，拉著我往客廳裡走：“現成的人生導師在這兒呢，哪兒能讓你犯糊塗呢？”
楊寬燒水泡茶。
“楊寬，你告訴我……”我低頭咬著嘴脣，“為了賺錢，是不是什麼事都可以做？”
“不是。”他乾脆利落地回答，聲音裡不帶一絲一毫的猶豫。
我倒意外。
“拐賣嬰兒當然不可以啦。”
“那是當然—販賣器官還不可以呢！販毒還不可以呢！我指的是沒有觸犯法律，或者打擦邊球的事。”
“你遇到什麼麻煩了？”他很警覺。
我趕緊分辯：“不是我，是一個朋友—呃，一個人。”
我怕他會立刻想到陳白露。
“就是一個不太熟悉的人，她想賺錢，可是手段有些……我……我心裡有點兒亂。”
“那麼她賺錢是為了維持生存呢，還是為了維持虛榮？”
“我說不好。生存和虛榮之間一定有明顯的界限嗎？如果有一種人，他們從小生活奢侈，在只能勉強維生的人看來，這是虛榮；可是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楊寬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然後他站起來，在飄窗前點了一支香，昂貴的奇楠，一小縷白煙從做成獸頭形狀的香爐裡飄出來。
“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個朋友。也許在你們做編劇的看來，這個故事不夠曲折，可是放在現實裡，也算有意思的了。
我隨便一講，你呢，隨便一聽，如果有一天你寫劇本的時候不知道該添什麼情節，這個故事你儘管拿去用。
“我的這位朋友和陳白露一樣是大院出身，他們從小受的教育也一樣，那就是‘低調’。在軍隊裡，官大一級壓死人，任你父母地位再高，也有看人眼色的時候。這位朋友從小就是在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里長大我的朋友陳白露小姐的。如果他一直在大院裡住下去，像身邊的同學一樣讀個青年政治學院什麼的，也許這一輩子會平安又順當；可是呢，他父母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送他去LA讀大學。哇，這位朋友一到了自由的LA，就覺得之前十八年偉光正的人生簡直白活了。原來人生來是平等的，沒有人應該忍受別人在尊嚴上蔑視自己；原來值得人用智慧去獲取的只有自由，而不是錢或者權力什麼的。
“人在一個封閉的、官本位的地方待久了，突然被丟到平等自由的世界，那是一種類似‘醉氧’的感覺。你會帶著仇恨過去的情緒同之前的十八年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並且不問對錯地接受新環境裡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其實人心大同小異，貪婪和殘忍是不分國界的，只是這個道理呢，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並不懂得。
“這位朋友用了半年的時間把自己身上‘大院子弟’的標籤完全洗掉，一點兒不剩，並且變成了它的對立面。他和LA本地的街頭混混攪在一起，戴頭巾、飆車、飛葉子，整日整夜high著醉著，除了賣葉子給學弟，幾乎不去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