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老實話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退職後寫了一本書，題為《老實話》。這本書中國已經有了不止一個譯名，或作《美蘇外交祕錄》，或作《美蘇外交內幕》，或作《美蘇外交紀實》，“祕錄”“內幕”和“紀實”都是“老實話”的意譯。前不久筆者參加一個宴會，大家談起貝爾納斯的書，談起這個書名。一個美國客人笑著說，“貝爾納斯最不會說老實話！”大家也都一笑。貝爾納斯的這本書是否說的全是“老實話”，暫時不論，他自題為《老實話》，以及中國的種種譯名都含著“老實話”的意思，卻可見無論中外，大家都在要求著“老實話”。貝爾納斯自題這樣一個書名，想來是表示他在做國務卿辦外交的時候有許多話不便“老實說”，現在是自由了，無官一身輕了，不妨“老實說”了——原名直譯該是《老實說》，還不是《老實話》。但是他現在真能自由的“老實說”，真肯那麼的“老實說”嗎？——那位美國客人的話是有他的理由的。
無論中外，也無論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實話”，可見“老實話”是不容易聽到見到的。大家在知識上要求真實，他們要知道事實，尋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問到底，有的說可知，有的說不可知，至今紛無定論，具體的事實卻似乎或多或少總是可知的。況且照常識上看來，總是先有事後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裡所要應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應付事的時候，理往往是不自覺的。因此強調就落到了事實上。常聽人說“我們要明白事實的真相”，既說“事實”，又說“真相”，疊*架屋，正是強調的表現。說出事實的真相，就是“實話”。買東西叫賣的人說“實價”，問口供叫犯人“從實招來”，都是要求“實話”。人與人如此，國與國也如此。有些時事評論家常說美蘇兩強若是能夠肯老實說出兩國的要求是些什麼東西，再來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許能夠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評論家認為兩強的話，特別是蘇聯方面的，說的已經夠老實了，夠明朗化了。的確，自從去年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指名提出了“戰爭販子”以後，美蘇兩強的話是越來越老實了，但是明朗化似乎還未見其然。
人們為什麼不能不肯說實話呢？歸根結底，關鍵是在利害的衝突上。自己說出實話，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虛實，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讓別人知道底細，也容易比自己搶先一著。在這個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戰爭，往往是有你無我；因此各人都得藏著點兒自己，讓人莫名其妙。於是乎勾心鬥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著。向來有句老話，“知人知面不知心”，還有“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處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別說實話，少說實話，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衝突。我有人無，我多人少，我強人弱，說實話恐怕人來佔我的便宜，強的要越強，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無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強，說實話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變強，少的想變多，無的想變有。人與人如此，國與國又何嘗不如此！
說到戰爭，還有句老實話，“兵不厭詐”！真的交兵“不厭詐”，勾心鬥角，捉迷藏，耍花樣，也正是個“不厭詐”！“不厭詐”，就是越詐越好，從不說實話少說實話大大的跨進了一步；於是乎模糊事實，誇張事實，歪曲事實，甚至於捏造事實！於是乎種種謊話，應有盡有，你想我是騙子，我想你是騙子。這種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異，因為分配老是不公平，利害也老在衝突著。這樣可也就更要求實話，老實話。老實話自然是有的，人們沒有相當限度的互信，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了。但是實話總還太少，謊話總還太多，社會的和諧恐怕還遠得很罷。不過謊話雖然多，全然出於捏造的卻也少，因為不容易使人信。麻煩的是謊話裡參實話，實話裡參謊話——巧妙可也在這兒。日常的話多多少少是兩參的，人們的互信就建立在這種兩參的話上，人們的猜疑可也發生在這兩參的話上。即如貝爾納斯自己標榜的“老實話”，他的同國的那位客人就懷疑他在用好名字騙人。我們這些常人誰能知道他的話老實或不老實到什麼程度呢？
人們在情感上要求真誠，要求真心真意，要求開誠相見或誠懇的態度。他們要聽“真話”，“真心話”，心坎兒上的，不是嘴邊兒上的話，這也可以說是“老實話”。但是“心口如一”向來是難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時都不免，讀了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劍”卻真成了小人。真話不一定關於事實，主要的是態度。可是，如前面引過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麼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來，人家也許還嫌血腥氣呢！所以交淺不能言深，大家一見面兒只談天氣，就是這個道理。所謂“推心置腹”，所謂“肺腑之談”，總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氣氣，說一些不相干的門面話。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虛偽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見面冷冰冰的，拉長了面孔，愛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頂，可是那份兒過了火的“真”，有幾個人受得住！本來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話也無從說起，說了反容易出岔兒，樂得遠遠兒的，淡淡兒的，慢慢兒的，不過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婦之間，也未必處處可以說真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個人總有些不願意教別人知道的祕密，若是不顧忌著些個，怎樣親愛的也會碰釘子的。真話之難，就在這裡。
真話雖然不一定關於事實，但是謊話一定不會是真話。假話卻不一定就是謊話，有些甜言蜜語或客氣話，說得過火，我們就認為假話，其實說話的人也許倒並不缺少愛慕與尊敬。存心騙人，別有作用，所謂“口蜜腹劍”的，自然當作別論。真話又是認真的話，玩話不能當作真話。將玩話當真話，往往鬧彆扭，即使在熟人甚至親人之間。所以幽默感是可貴的。真話未必是好聽的話，所謂“苦口良言”，“藥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們又要求“直言”**時代“直言極諫”是選用人才的一個科目，甚至現在**看相的，也還在標榜“鐵嘴”，表示直說，說的是真話，老實話。但是這種“直言”“直說”大概是不至於刺耳至少也不至於太刺耳的。又是“直言”，又不太刺耳，豈不兩全其美嗎！不過刺耳也許還可忍耐，刺心卻最難寬恕；直說遭怨，直言遭忌，就為刺了別人的心——小之被人罵為“臭嘴”，大之可以殺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言極諫”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數的。直言刺耳，進而刺心，簡直等於相罵，自然會叫人生氣，甚至於翻臉。反過來，生了氣或翻了臉，罵起人來，衝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話，老實話。
人與人是如此，國與國在這裡卻不一樣。國與國雖然也講友誼，和人與人的友誼卻不相當，親誼更簡直是沒有。這中間沒有愛，說不上“真心”，也說不上“真話”“真心話”。倒是不缺少客氣話，所謂外交辭令；那只是禮尚往來，彼此表示尊敬而已。還有，就是條約的語言，以利害為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虧。這種條約倒是“實話”，所以有時得有祕密條款，有時更全然是密約。條約總說是雙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是“欣然同意”。不經雙方同意而對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對直言，那就往往是譴責，也就等於相罵。像去年聯合國大會以後的美蘇兩強，就是如此。話越說得老實，也就越尖銳化，當然，翻臉倒是還不至於的。這種老實話一方面也是宣傳。照一般的意見，宣傳決不會是老實話。然而美蘇兩強互相譴責，其中的確有許多老實話，也的確有許多人信這一方或那一方，兩大陣營對壘的形勢因此也越見分明，世界也越見動盪。這正可見出宣傳的力量。宣傳也有各等各樣。毫無事實的空頭宣傳，不用說沒人信，有事實可也參點兒謊，就有信的人。因為有事實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說出些真話，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實越多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傳，也就有反宣傳，反宣傳意在打消宣傳。判斷當然還得憑事實。不過正反錯綜，一般人眼花繚亂，不勝其麻煩，就索性一句話抹殺，說一切宣傳都是謊！可是宣傳果然都是謊，宣傳也就不會存在了，所以還當分別而論。即如貝爾納斯將他的書自題為《老實說》，或《老實話》，那位美國客人就懷疑他在自我宣傳；但是那本書總不能夠全是謊罷？一個人也絕不能夠全靠撒謊而活下去，因為那麼著他就掉在虛無裡，就沒了。
論說話的多少聖經賢傳都教我們少說話，怕的是惹禍，你記得金人銘開頭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豈不森森然有點可怕的樣子。再說，多言即使不惹禍，也不過顛倒是非，絕非好事。所以孔子稱“仁者，其言也訒”，又說“惡夫佞者”。蘇秦張儀之流以及後世小說裡所謂“掉三寸不爛之舌”的辯士，在正統派看來，也許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簡直就成了我們的美德。
聖賢的話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假如你身居高位，一個字一句話都可影響大局，那自然以少說話，多點頭為是。可是反過來，你如去見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沒有準兒。前幾年南京有一位著名會說話的和一位著名不說話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許多人躊躇起來，還是說話好呢？還是不說話好呢？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歡說話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幹，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幹，譬如機要祕書。
至於我們這些平人，在訪問，見客，聚會的時候，若只是死心眼兒，一個勁兒少說話，雖合於聖賢之道，卻未見得就順非聖賢人的眼。要是熟人，處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諒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種種看法。他也許覺得你神祕，彷彿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許覺得你老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也許覺得你懶，不願意賣力氣；也許覺得你利害，專等著別人的話（我們家鄉稱這種人為“等口”）；也許覺得你冷淡，不容易親近；也許覺得你驕傲，看不起他，甚至討厭他。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關係，以及你的相貌神氣而定，不全在少說話；不過少說話是個大原因。這麼著，他對你當然敬而遠之，或不敬而遠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點冤哉枉也。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北平有人到漢口去回來，一個同事問他漢口怎麼樣。他說，“很好哇，沒有什麼。”話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點點頭走開。他滿想知道一點漢口的實在情形，但是什麼也沒有得著；失望之餘，很覺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說話，卻當別論；因為一般女人總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說不出什麼了。再說，傳統的壓迫也太厲害；你想男人好說話，還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說話還了得！（王熙鳳算是會說話的，可是在《紅樓夢》裡，她並不算是個好女人）可是——現在若有會說話的女人，特別是壓倒男人的會說話的女人，恭維的人就一定多；因為西方動的文明已經取東方靜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雖有時還用得著，但是究竟不如“議論風生”的難能可貴了。
說起“議論風生”，在傳統裡原來也是褒辭。不過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論，這個怕也不足重輕罷。現在人也還是看作美才，只不過看得重些罷了。
“議論風生”並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見識，有機智才成——口才不過機智，那是不夠的。這個並不容易辦到；我們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說幾句話，不要太冷落場面就是。——許多人喝下酒時生氣時愛說話，但那是往往多謬誤的。說話也有兩路，一是遊擊式，一是包圍式。有一回去看新從歐洲歸國的兩位先生，他們都說了許多話。甲先生從客人的話裡選擇題目，每個題目說不上幾句話就牽引到別的上去。當時覺得也還有趣，過後卻什麼也想不出。乙先生也從客人的話裡選題目，可是他卻粘在一個題目上，只敘說在歐洲的情形。他並不用什麼機智，可是說得很切實，讓客人覺著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頭在心上，都表示著謝意。
普通說話大概都用遊擊式；包圍式組織最難，多人不能夠，也不願意去嘗試。再說遊擊式可發可收，愛聽就多說些，不愛聽就少說些；我們這些人許犯貧嘴到底還不至於的。要說像“啞妻”那樣，不過是法朗士的牢*，事實上大致不會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話重三倒四地說，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長繭不長。這一層最難，你得記住哪些話在哪些人面前說過，才不至於說重了。有時候最難為情的是，你剛開頭兒，人家就客客氣氣地問，“啊，後來是不是怎樣怎樣的？”包圍式可麻煩得多。最麻煩的是人多的時候，說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頭接耳說他們自己的私話，或者打盹兒，或者東看看西看看，輕輕敲著指頭想別的，或者勉強打起精神對付著你。這時候你一個人霸佔著全場，說下去太無聊，不說呢，又收不住，真是騎虎之勢。大概這種說話，人越多，時候越不宜長；各人的趣味不同，決不能老聽你的——換題目另說倒成。說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麼也顯得長。曾經聽過兩位著名會說話的人說故事，大約因為喚起注意的緣故罷，加了好些個助詞，慢慢地敘過去，足有十多分鐘，算是完了；大家雖不至疲倦，卻已暗中著急。聲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單調；但又絲毫不能做作。這種說話只宜敘說或申說，不能摻一些教導氣或勸導氣。長於演說的人往往免不了這兩種氣味。有個朋友說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包圍式說話要靠天才，我們平人只能學學遊擊式，至多規模較大而已。——我們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兩口子“一錐子扎不出話來”，也就行了。
論自己翻開辭典，“自”字下排列著數目可觀的成語，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這中間包括著一大堆哲學，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詩文和廢話，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劇。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漢”，有這麼些可說的，值得說值不得說的！難怪紐約電話公司研究電話裡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話中會發現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這“我”字便是自己稱自己的聲音，自己給自己的名兒。
自愛自憐！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漢也難免的，何況區區尋常人！冷眼看去，也許只覺得那枉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這隻見了真理的一半兒。掉過臉兒來，自愛自憐確也有不得不自愛自憐的。幼小時候有父母愛憐你，特別是有母親愛憐你。到了長大成人，“娶了媳婦兒忘了娘”，娘這樣看時就不必再愛憐你，至少不必再像當年那樣愛憐你。——女的呢，“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做母親的雖然未必這樣看，可是形格勢禁而且鞭長莫及，就是愛憐得著，也只算找補點罷了。愛人該愛憐你？然而愛人們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誰能說“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麼回事兒？趕到愛人變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兒愛憐你。你有時候會病，“久病*前無孝子”，太太怕也夠倦的，夠煩的。住醫院？好，假如有運氣住到像當年北平協和醫院樣的醫院裡去，倒是比家裡強得多。但是護士們看護你，是服務，是工作；也許夾上點兒愛憐在裡頭，那是“好生之德”，不是愛憐你，是愛憐“人類”。——你又不能老呆在家裡，一離開家，怎麼著也算“做客”；那時候更沒有愛憐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兒，那能教他將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屬員或僕役伺候你，那——說得上是愛憐麼？總而言之，天下第一愛憐自己的，只有自己；自愛自憐的道理就在這兒。
再說，“大丈夫不受人憐。”窮有窮幹，苦有苦幹；世界那麼大，憑自己的身手，哪兒就打不開一條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愁眉苦臉不順耳，別人會來愛憐你？自己免不了傷心的事兒，咬緊牙關忍著，等些日子，等些年月，會平靜下去的。說說也無妨，只別不揀時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誰也不耐煩的岔開你或者躲開你。也別怨天怨地將一大堆感嘆的句子向人身上扔過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礙不著別人，只怕別人奇怪你的火氣怎麼這樣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別人的虧。值不得計較的，不做聲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復仇，力量不夠，臥薪嚐膽的準備著。可別這兒那兒盡嚷嚷——嚷嚷完了一扔開，倒便宜了那欺負你的人。“好漢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愛憐這“苦人兒”似的，這是要強，不是裝。說也怪，不受人憐的人倒是能得人憐的人；要強的人總是最能自愛自憐的人。
大丈夫也罷，小丈夫也罷，自己其實是渺乎其小的，整個兒人類只是一個小圓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現代一位哲學家說的，別提一個人的自己了。莊子所謂馬體一毛，其實還是放大了看的。英國有一家報紙登過一幅漫畫，畫著一個人，彷彿在一間鋪子裡，周遭陳列著從他身體裡分析出來的各種元素，每種標明分量和價目，總數是五先令——那時合七元錢。現在物價漲了，怕要合國幣一千元了罷？然而，個人的自己也就值區區這一千元兒！自己這般渺小，不自愛自憐著點又怎麼著！然而，“頂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說這些大處只是好聽的話語，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說這樣的自己沒有！有這麼的自己，豈不更值得自愛自憐的？再說自己的擴大，在一個尋常人的生活裡也可見出。且先從小處看。小孩子就愛蒐集各國的郵票，正是在擴大自己的世界。從前有人勸學世界語，說是可以和各國人通訊。你覺得這話幼稚可笑？可是這未嘗不是擴大自己的一個方向。再說這回抗戰，許多人都走過了若干地方，增長了若干閱歷。特別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是和抗戰前不同了，他們的自己擴大了。——這樣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不錯；可是自己的確也都愛好。做官的都愛做好官，不過往往只知道愛做自己家裡人的好官，自己親戚朋友的好官；這種好官往往是自己國家的貪官汙吏。做盜賊的也都愛做好盜賊——好嘍囉，好夥伴，好頭兒，可都只在賊窩裡。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這樣壞。自己關閉在自己的丁點大的世界裡，往往越愛好越壞。所以非擴大自己不可。但是擴大自己得一圈兒一圈兒的，得充實，得踏實。別像肥皂泡兒，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屈的得屈點兒，別隻顧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計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夠的話，“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總之路是有的。看得遠，想得開，把得穩；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了節才真算好。力量怎樣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隨時隨地儘自己的一份兒往最好裡做去，讓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這麼著，自愛自憐才真是有道理的。
論別人有自己才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說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別人，其餘的是不相干的別人。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家族親友；不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社會國家。自己也許願意只顧自己，但是自己和別人是相對的存在，離開別人就無所謂自己，所以他得顧到家族親友，而社會國家更要他顧到那些不相干的別人。所以“自了漢”不是好漢，“自顧自”不是好話，“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個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於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件事的兩面，所以說“一以貫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為別人著想。
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為別人著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別人挨邊兒。幾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只是義氣；義務是分內，義氣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才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於是乎自己第一，高於一切，對於別人，幾乎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於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著嘴等著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義氣，而且是客氣。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趕上那種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於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氣。其實在這些天子驕子各自的眼裡，別人都似乎為自己活著，都得來供養自己才是道理。“我愛我”成為風氣，處處為自己著想，說是“真”；為別人著想倒說是“假”，是“虛偽”。可是這兒“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為別人著想其實也只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為自己著想並無根本的差異。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確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於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種意思。這種“真”未必就好，這種“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為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為人和地只在書中戲中，並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體貼別人的口氣，身份，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眾。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眾那樣為別人著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體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裡為別人著想是“真”，在現實生活裡卻說是“假”，“虛偽”，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偽”只是好看的門面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裡”；老那麼關閉著，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裡學習學習怎樣為別人著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體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干的別人變成相干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干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為別人著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於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於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得太快了，這兒那兒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著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於一切；現在卻不說什麼“真”和“假”了，只憑著神聖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只顧自己。自己高於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機關也就高於一切；自己肥，自己機關肥，別人瘦，別人機關瘦，樂自己的，管不著！——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後的勝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汙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兒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確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愿，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憐蟲，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圾堆裡！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論誠意誠偽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偽，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詐偽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為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偽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賬。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里，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沉，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偽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的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麼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專案。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里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裡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懇”“誠意”和“虛偽”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
但是一般人用這幾個詞似乎太嚴格了一些。照他們的看法，不誠懇無誠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輕人看社會上的人和事，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差不多盡是虛偽的。這樣用“虛偽”那個詞，又似乎太寬泛了一些。這些跟老先生們開口閉口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同樣犯了籠統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將品性和態度混為一談，年輕人也如此，卻又加上了“天真”“純潔”種種幻想。誠實的品性確是不可多得，但人孰無過，不論那方面，完人或聖賢總是很少的。我們恐怕只能寬大些，卑之無甚高論，從態度上著眼。不然無謂的煩惱和糾紛就太多了。至於天真純潔，似乎只是兒童的本分——老氣橫秋的兒童實在不順眼。可是一個人若總是那麼天真純潔下去，他自己也許還沒有什麼，給別人的麻煩卻就太多。有人讚美“童心”“孩子氣”，那也只限於無關大體的小節目，取其可以調劑調劑平板的氛圍氣。若是重要關頭也如此，那時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純潔恐怕只是無知罷了。幸而不誠懇，無誠意，虛偽等等已經成了口頭禪，一般人只是跟著大家信口說著，至多皺皺眉，冷笑笑，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就過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認真的，那卻苦了自己，甚至於苦了別人。年輕人容易認真，容易不滿意，他們的不滿意往往是社會改革的動力。可是他們也得留心，若是在誠偽的分別上認真得過了分，也許會成為虛無主義者。
人與人事與事之間各有分際，言行最難得恰如其分。誠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際不同，無妨斟酌加減點兒。種種禮數或過場就是從這裡來的。有人說禮是生活的藝術，禮的本意應該如此。日常生活裡所謂客氣，也是一種禮數或過場。有些人覺得客氣太拘形跡，不見真心，不是誠懇的態度。這些人主張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嘗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見生人就如此這般，就有點野了。即使熟人，毫無節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婦算是熟透了的，有時還得“相敬如賓”，別人可想而知。總之，在不同的局勢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誠意，客氣也可以表示誠意，不過誠意的程度不一樣罷了。客氣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誠意太多；誠意太多，誠意就太賤了。
看人，請客，送禮，也都是些過場。有人說這些只是虛偽的俗套，無聊的玩意兒。但是這些其實也是表示誠意的。總得心裡有這個人，才會去看他，請他，送他禮，這就有誠意了。至於看望的次數，時間的長短，請作主客或陪客，送禮的情形，只是誠意多少的分別，不是有無的分別。看人又有回看，請客有回請，送禮有回禮，也只是回答誠意。古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無論古今，人情總是一樣的。有一個人送年禮，轉來轉去，自己送出去的禮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裡。他覺得虛偽無聊，當作笑談。笑談確乎是的，但是誠意還是有的。又一個人路上遇見一個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說，“我要來看你。”這個人告訴別人說，“他用不著來看我，我也知道他不會來看我，你瞧這句話才沒意思哪！”那個朋友的誠意似乎是太多了。凌叔華女士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外國規矩》，說一位青年留學生陪著一位舊家小姐上公園，盡招呼她這樣那樣的。她以為讓他愛上了，哪裡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國規矩”！這喜劇由於那位舊家小姐不明白新禮數，新過場，多估量了那位留學生的誠意。可見誠意確是有分量的。
人為自己活著，也為別人活著。在不傷害自己身份的條件下顧全別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誠懇，有誠意。這樣寬大的看法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興趣些。西方有句話，“人生是做戲。”做戲也無妨，只要有心往好裡做就成。客氣等等一定有人覺得是做戲，可是隻要為了大家好，這種戲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誠懇，誠意也未必不是戲。現在人常說，“我很誠懇的告訴你”，“我是很有誠意的”，自己標榜自己的誠懇，誠意，大有賣瓜的說瓜甜的神氣，誠實的君子大概不會如此。不過一般人也已習慣自然，知道這只是為了增加誠意的分量，強調自己的態度，跟買賣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兒。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著局勢斟酌加減他們的誠意，變化他們的態度；這就不免沾上了些戲味。西方還有句話，“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也只是態度；這似乎也是一句戲詞兒。
論做作做作就是“佯”，就是“喬”，也就是“裝”。蘇北方言有“裝樣”的話，“喬裝”更是人人皆知。舊小說裡女扮男裝是喬裝，那需要許多做作。難在裝得像。只看坤角兒扮鬚生的，像的有幾個？何況做戲還只在戲臺上裝，一到後臺就可以照自己的樣兒，而女扮男裝卻得成天兒到處那麼看！偵探小說裡的偵探也常在喬裝，裝得像也不易，可是自在得多。不過——難也罷，易也罷，人反正有時候得裝。其實你細看，不但“有時候”，人簡直就愛點兒裝。“三分模樣七分裝”是說女人，男人也短不了裝，不過不大在模樣上罷了。裝得像難，裝得可愛更難；一番努力往往只落得個“矯揉造作！”所以“裝”常常不是一個好名兒。
“一個做好，一個做歹”，小呢逼你出些碼頭錢，大呢就得讓你去做那些不體面的尷尬事兒。這已成了老套子，隨處可以看見。那做好的是裝做好，那做歹的也裝得格外歹些；一鬆一緊的拉住你，會弄得你啼笑皆非。這一套兒做作夠受的。貧和富也可以裝。貧寒人怕人小看他，家裡儘管有一頓沒一頓的，還得穿起好衣服在街上走，說話也滿裝著闊氣，什麼都不在乎似的。——所謂“蘇空頭”。其實“空頭”也不止蘇州有。——有錢人卻又怕人家打他的主意，開口閉口說窮，他能特地去當點兒什麼，拿當票給人家看。這都怪可憐見的。還有一些人，人面前老愛論詩文，談學問，彷彿天生他一副雅骨頭。裝斯文其實不能算壞，只是未免“雅得這樣俗”罷了。
有能耐的人，有權位的人有時不免“裝模作樣”，“裝腔作勢”。馬上可以答應的，卻得“考慮考慮”；直接可以答應的，卻讓你繞上幾個大彎兒。論地位也只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見客就不起身，只點點頭兒，答話只喉嚨裡哼一兩聲兒。誰教你求他，他就是這麼著！——“笑罵由他笑罵，好官兒什麼的我自為之！”話說回來，拿身份，擺架子有時也並非全無道理。老爺太太在僕人面前打情罵俏，總不大像樣，可不是得裝著點兒？可是，得恰到分際，“過猶不及”。總之別忘了自己是誰！別盡揀高枝爬，一失腳會摔下來的。老想著些自己，誰都裝著點兒，也就不覺得誰在裝。所謂“裝模作樣”，“裝腔作勢”。卻是特別在裝別人的模樣，別人的腔和勢！為了抬舉自己，裝別人；裝不像別人，又不成其為自己，也怪可憐見的。
“不痴不聾，不作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還是裝聾作啞的好。倒不是怕擔責任，更不是存著什麼壞心眼兒。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該問的，值得問的，自然得問；有些是無需他們問的，或值不得他們問的，若不痴不聾，事必躬親，阿姑阿翁會做不成，至少也會不成其為阿姑阿翁。記得那兒說過美國一家大公司經理，面前八個電話，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經理，室內沒有電話，倒是從容不迫的。這後一位經理該是能夠裝聾作啞的人。“不聞不問”，有時候該是一句好話；“充耳不聞”，“閉目無睹”，也許可以作“無為而治”的一個註腳。其實無為多半也是裝出來的。至於裝作不知，那更是現代政治家外交家的慣技，報紙上隨時看得見。——他們卻還得勾心鬥角的“做姿態”，大概不裝不成其為政治家外交家罷？
裝歡笑，裝悲泣，裝嗔，裝恨，裝驚慌，裝鎮靜，都很難；固然難在像，有時還難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賠笑”也許能得當局的青睞，但是旁觀者在噁心。可是“強顏為歡”，有心人卻領會那歡顏裡的一絲苦味。假意虛情的哭泣，像舊小說裡妓女向客人那樣，儘管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也只能引起讀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淚佯低面”，教人老大不忍。佯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態”，作得恰好是愛嬌，所以《喬醋》是一折好戲。愛極翻成恨，儘管“恨得人牙癢癢的”，可是還不失為愛到極處。“假意驚慌”似乎是舊小說的常語，事實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馬腳。鎮靜更不易，秦舞陽心上有氣臉就鐵青，怎麼也裝不成，荊軻的事，一半兒敗在他的臉上。淝水之戰謝安裝得夠鎮靜的，可是不覺得意忘形摔折了屐齒。所以一個人喜怒不形於色，真夠一輩子半輩子裝的。《喬醋》是戲，其實凡裝，凡做作，多少都帶點兒戲味——有喜劇，有悲劇。孩子們愛說“假裝”這個，“假裝”那個，戲味兒最厚。他們認真“假裝”，可是悲喜一場，到頭兒無所為。成人也都認真的裝，戲味兒卻淡薄得多；戲是無所為的，至少扮戲中人的可以說是無所為，而人們的做作常常是有所為的。所以戲臺上裝得像的多，人世間裝得像的少。戲臺上裝得像就有叫好兒的，人世間即使裝得像，逗人愛也難。逗人愛的大概是比較的少有所為或只消極的有所為的。前面那些例子，值得我們吟味，而裝痴裝傻也許是值得重提的一個例子。
作阿姑阿翁得裝幾分痴，這裝是消極的有所為；“金殿裝瘋”也有所為，就是積極的。歷來才人名士和學者，往往帶幾分傻氣。那傻氣多少有點兒裝，而從一方面看，那裝似乎不大有所為，至多也只是消極的有所為。陶淵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說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晉人的行徑，能說他不帶著幾分裝？不過裝得像，裝得自然罷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脫了和司馬昭做親家，可不也一半兒醉一半兒裝？他正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而有一向當時人多說他痴，他大概是頗能做作的罷？
裝睡裝醉都只是裝糊塗。睡了自然不說話，醉了也多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儘可以裝瘋裝傻的，給他個驢頭不對馬嘴。鄭板橋最能懂得裝糊塗，他那“難得糊塗”一個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聰明人的祕密。還有善忘也往往是裝傻，裝糊塗；省麻煩最好自然是多忘記，而“忘懷”又正是一件雅事兒。到此為止，裝傻，裝糊塗似乎是能以逗人愛的；才人名士和學者之所以成為才人名士和學者，至少有幾分就仗著他們那不大在乎的裝勁兒能以逗人愛好。可是這些人也良莠不齊，魏晉名士頗有仗著裝糊塗自私自利的。這就“在乎”了，有所為了，這就不再可愛了。在四川話裡裝糊塗稱為“裝瘋迷竅”，北平話卻帶笑帶罵的說“裝蒜”，“裝孫子”，可見民眾是不大賞識這一套的——他們倒是下的穩著兒。
已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