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採盛暑中寫《白採的詩》一文，剛滿一頁，便因病擱下。這時候薰宇來了一封信，說白採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個人；他的遺物暫存在立達學園裡。有文稿，舊體詩詞稿，筆記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訊，還有四包女人的頭髮！我將薰宇的信念了好幾遍，茫然若失了一會；覺得白採雖於生死無所容心，但這樣的死在將到吳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殘酷了些——這是我們後死者所難堪的。
白採是一個不可捉摸的人。他的歷史，他的性格，現在雖從遺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絕少人知道的；他也絕口不向人說，你問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賦性既這樣遺世絕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們卻能夠看出他是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個有真心的人。
“不打不成相識，”我是這樣的知道了白採的。這是為學生李芳詩集的事。李芳將他的詩集交我刪改，並囑我作序。那時我在溫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擱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徐緩，趕緊抽了空給他工作。正在這時，平伯轉來白採的信，短短的兩行，催我設法將李芳的詩出版；又附了登在《覺悟》上的小說《作詩的兒子》，讓我看看——裡面頗有譏諷我的話。我當時覺得不應得這種譏諷，便寫了一封近兩千字的長信，詳述事件首尾，向他辯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無訊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來了一張明信片；在我看來，只是幾句半冷半熱的話而已。我只能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自解，聽之而已。
但平伯因轉信的關係，卻和他常通函札。平伯來信，屢屢說起他，說是一個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寧波的時候，他在火車中將白採的詩稿《羸疾者的愛》給我看。我在車身不住的動搖中，讀了一遍。覺得大有意思。我於是承認平伯的話，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說，他這篇詩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後來平伯來信，說已將此語函告白採，他頗以為然。我當時還和平伯說，關於這篇詩，我想寫一篇評論；平伯大約也告訴了他。有一回他突然來信說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見著我的文字，讓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詩究竟是怎樣的。我回信答應他，就要做的。以後我們常常通訊，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現在是三年以後了，我才算將此文完篇；他卻已經死了，看不見了！他暑假前最後給我的信還說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樣對得起這樣一個朋友，我怎樣挽回我的過錯呢？
平伯和我都不曾見過白採，大家覺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門林蔭路新正興裡五號去訪他：這是按著他給我們的通訊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經搬到附近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只好嗒然而歸。新正興裡五號是朋友延陵君住過的：有一次談起白採，他說他姓童，在美術專門學校唸書；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婦曾借住他們所賃的一間亭子間。那是我看延陵時去過的，*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間雖小而極潔淨的房子，幾乎使我忘記了是在上海的西門地方。現在他存著的攝影裡，據我看，有好幾張是在那間房裡照的。又從他的遺札裡，推想他那時還未離婚；他離開新正興裡五號，或是正為離婚的緣故，也未可知。這卻使我們事後追想，多少感著些悲劇味了。但平伯終於未見著白採，我竟得和他見了一面。那是在立達學園我預備上火車去上海前的五分鐘。這一天，學園的朋友說白採要搬來了；我從早上等了好久，還沒有音信。正預備上車站，白採從門口進來了。他說著江西話，似乎很老成了，是飽經世變的樣子。我因上海還有約會，只匆匆一談，便握手作別。他後來有信給平伯說我“短小精悍”，卻是一句有趣的話。這是我們最初的一面，但誰知也就是最後的一面呢！
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時，他要去集美作教；他聽說我有南歸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張小影給我。這是他立在露臺上遠望的背影，他說是聊寄佇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覆把玩而不忍釋，覺得他真是一個好朋友。這回來到立達學園，偶然翻閱《白採的小說》，《作詩的兒子》一篇中譏諷我的話，已經刪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給他的那封長信，他還留在箱子裡。這使我慚愧從前的猜想，我真是小氣的人哪！但是他現在死了，我又能怎樣呢？我只相信，如愛墨生的話，他在許多朋友的心裡是不死的！
哀韋傑三君韋傑三君是一個可愛的人；我第一回見他面時就這樣想。這一天我正坐在房裡，忽然有敲門的聲音；進來的是一位溫雅的少年。我問他“貴姓”的時候，他將他的姓名寫在紙上給我看；說是蘇甲榮先生介紹他來的。蘇先生是我的同學，他的同鄉，他說前一晚已來找過我了，我不在家；所以這回又特地來的。我們閒談了一會，他說怕耽誤我的時間，就告辭走了。是的，我們只談了一會兒，而且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話；——我現在已全忘記——但我覺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第二回來訪，是在幾天之後。那時新生甄別試驗剛完，他的國文課是被分在錢子泉先生的班上。他來和我說，要轉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說，錢先生的學問，是我素來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個人而變動，也不大方便。他應了幾聲，也沒有什麼，就走了。從此他就不曾到我這裡來。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後門口遇見他，他微笑著向我點頭；他本是捧了書及墨盒去上課的，這時卻站住了向我說：“常想到先生那裡，只是功課太忙了，總想去的。”我說：“你閒時可以到我這裡談談。”我們就點首作別。三院離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遠，有時想起來，幾乎和前門一樣。所以半年以來，我只在上課前，下課後幾分鐘裡，偶然遇著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點頭走過，不曾說一句話。但我常是這樣想：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他的同鄉蘇先生，我還是來京時見過一回，半年來不曾再見。我不曾能和他談韋君；我也不曾和別人談韋君，除了錢子泉先生。錢先生有一日告訴我，說韋君總想轉到我班上；錢先生又說：“他知道不能轉時，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筆記做得很詳細的。”我說，自然還是在錢先生班上好。以後這件事還談起一兩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誤報了韋君的死信；錢先生站在我屋外的臺階上惋惜地說：“他寒假中來和我談。我因他常是憂鬱的樣子，便問他為何這樣；是為了我麼？他說：‘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寬，老是愁煩著。’他說他家裡還有一個年老的父親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說他弟弟因為家中無錢，已失學了。他又說他歷年在外讀書的錢，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學去做教員弄來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貸來的。他又說，下半年的學費還沒有著落呢。”但他卻不願平白地受人家的錢；我們只看他給大學部學生會起草的請改獎金製為借貸制與工讀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紀雖輕，做人卻有骨氣的。
我最後見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門下電車時。也照平常一樣，微笑著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願意親近一切；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據陳雲豹先生的《行述》，韋君很能說話；但這半年來，我們聽見的，卻只有他的靜默而已。他的靜默裡含有憂鬱，悲苦，堅忍，溫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長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據陳雲豹君在本校追悼會里報告，雖也有一時期，很是躁急，但他終於在離開我們之前，寫了那樣平靜的兩句話給校長；他那兩句話包蘊著無窮的悲哀，這是靜默的悲哀！所以我現在又想，他畢竟是一個可愛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險；第二天早上，聽見他死了，嘆息而已！但走去看學生會的佈告時，知他還在人世，覺得被鼓勵似的，忙著將這訊息告訴別人。有不信的，我立刻舉出學生會佈告為證。我二十日進城，到協和醫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醫院的規則，去遲了一點鐘，不得進去。我很悵惘地在門外徘徊了一會，試問門役道：“你知道清華學校有一個韋傑三，死了沒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來；二十一日早上，便得著他死的資訊——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裡，我二十日若早去一點鐘，還可見他一面呢。這真是十分遺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學入城迎靈，我在城裡十二點才見報，已趕不及了。下午回來，在校門外看見槓房裡的人，知道柩已來了。我到古月堂一問，知道柩安放在舊禮堂裡。我去的時候，正在重殮，韋君已穿好了殮衣在照相了。據說還光著身子照了一張相，是照傷口的。我沒有看見他的傷口；但是這種情景，不看見也罷了。照相畢，入殮，我走到柩旁：韋君的臉已變了樣子，我幾乎不認識了！他的兩顴突出，頰肉癟下，掀脣露齒，那裡還像我初見時的溫雅呢？這必是他幾日間的痛苦所致的。唉，我們可以想見了！我正在亂想，棺蓋已經蓋上；唉，韋君，這真是最後一面了！我們從此真無再見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見是事實，韋君，我們失掉了你，更將從何處覓你呢？
韋君現在一個人睡在剛秉廟的一間破屋裡，等著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氣又這樣壞；韋君，你的魂也彷徨著吧！
擇偶記自己是長子長孫，所以不到十一歲就說起媳婦來了。那時對於媳婦這件事簡直茫然，不知怎麼一來，就已經說上了。是曾祖母孃家人，在江蘇北部一個小縣份的鄉下住著。家裡人都在那裡住過很久，大概也帶著我；只是太笨了，記憶裡沒有留下一點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煙榻上講那邊的事，提著這個那個鄉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騰騰的煙氣裡。日子久了，不知不覺熟悉起來了，親暱起來了。除了住的地方，當時覺得那叫做“花園莊”的鄉下實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聽說媳婦就定在那裡，倒也彷彿理所當然，毫無意見。每年那邊田上有人來，藍布短打扮，銜著旱菸管，帶好些大麥粉，白薯乾兒之類。他們偶然也和家裡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歲，個兒高，小腳；但是那時我熱心的其實還是那些大麥粉和白薯乾兒。
記得是十二歲上，那邊捎信來，說小姐癆病死了。家裡並沒有人嘆惜；大約他們看見她時她還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樣一個人了。父親其時在外省做官，母親頗為我親事著急，便託了常來做衣服的裁縫做媒。為的是裁縫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見太太小姐。主意並沒有錯，裁縫來說一家人家，有錢，兩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給說的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說那邊要相親。母親答應了，定下日子，由裁縫帶我上茶館。記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親讓我穿上棗紅寧綢袍子，黑寧綢馬褂，戴上紅帽結兒的黑緞瓜皮小帽，又叮囑自己留心些。茶館裡遇見那位相親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現在年紀差不多，布袍布馬褂，像是給誰穿著孝。這個人倒是慈祥的樣子，不住地打量我，也問了些念什麼書一類的話。回來裁縫說人家看得很細：說我的“人中”長，不是短壽的樣子，又看我走路，怕腳上有毛病。總算讓人家看中了，該我們看人家了。母親派親信的老媽子去。老媽子的報告是，大小姐個兒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滿滿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條條的，母親說胖了不能生育，像親戚裡誰誰誰；教裁縫說二小姐。那邊似乎生了氣，不答應，事情就摧了。
母親在牌桌上遇見一位太太，她有個女兒，透著聰明伶俐。母親有了心，回家說那姑娘和我同年，跳來跳去的，還是個孩子。隔了些日子，便託人探探那邊口氣。那邊做的官似乎比父親的更小，那時正是光復的前年，還講究這些，所以他們樂意做這門親。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個寡婦老媽子熟悉這家子的事，不知怎麼教母親打聽著了。叫她來問，她的話遮遮掩掩的。到底問出來了，原來那小姑娘是抱來的，可是她一家很寵她，和親生的一樣。母親心冷了。過了兩年，聽說她已生了癆病，吸上鴉片煙了。母親說，幸虧當時沒有定下來。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這麼想著。
光復那年，父親生傷寒病，請了許多醫生看。最後請著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後來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請醫生的聽差回來說，醫生家有位小姐。父親既然病著，母親自然更該擔心我的事。一聽這話，便追問下去。聽差原只順口談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母親便在醫生來時，教人問他轎伕，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轎伕說是的。母親便和父親商量，託舅舅問醫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親病榻旁，聽見他們的對話。舅舅問明瞭小姐還沒有人家，便說，像×翁這樣人家怎麼樣？醫生說，很好呀。話到此為止，接著便是相親；還是母親那個親信的老媽子去。這回報告不壞，說就是腳大些。事情這樣定局，母親教轎伕回去說，讓小姐裹上點兒腳。妻嫁過來後，說相親的時候早躲開了，看見的是另一個人。至於轎伕捎的信兒，卻引起了一段小小風波。岳父對岳母說，早教你給她裹腳，你不信；瞧，人家怎末說來著！岳母說，偏偏不裹，看他家怎麼樣！可是到底採取了折中的辦法，直到妻嫁過來的時候。
冬天說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鍋”（鋁鍋）白煮豆腐，熱騰騰的。水滾著，像好些魚眼睛，一小塊一小塊豆腐養在裡面，嫩而滑，彷彿反穿的白狐大衣。鍋在“洋爐子”（煤油不打氣爐）上，和爐子都薰得烏黑烏黑，越顯出豆腐的白。這是晚上，屋子老了，雖點著“洋燈”，也還是陰暗。圍著桌子坐的是父親跟我們哥兒三個。“洋爐子”太高了，父親得常常站起來，微微地仰著臉，覷著眼睛，從氤氳的熱氣裡伸進筷子，夾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們的醬油碟裡。我們有時也自己動手，但爐子實在太高了，總還是坐享其成的多。這並不是吃飯，只是玩兒。父親說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們都喜歡這種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著那鍋，等著那熱氣，等著熱氣裡從父親筷子上掉下來的豆腐。
又是冬天，記得是陰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Ｓ君Ｐ君在西湖裡坐小划子。Ｓ君剛到杭州教書，事先來信說：“我們要遊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現在想起來還像照在身上。本來前一晚是“月當頭”；也許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別吧。那時九點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們一隻划子。有點風，月光照著軟軟的水波；當間那一溜兒反光，像新砑的銀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爾有一兩星燈火。Ｓ君口占兩句詩道：“數星燈火認漁村，淡墨輕描遠黛痕。”我們都不大說話，只有均勻的槳聲。我漸漸地快睡著了。Ｐ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見他在微笑。船伕問要不要上淨寺去；是阿彌陀佛生日，那邊蠻熱鬧的。到了寺裡，殿上燈燭輝煌，滿是佛婆唸佛的聲音，好像醒了一場夢。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Ｓ君還常常通著信，Ｐ君聽說轉變了好幾次，前年是在一個特稅局裡收特稅了，以後便沒有訊息。
在臺州過了一個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個山城，可以說在一個大谷裡。只有一條二里長的大街。別的路上白天簡直不大見人；晚上一片漆黑。偶爾人家窗戶裡透出一點燈光，還有走路的拿著的火把；但那是少極了。我們住在山腳下。有的是山上松林裡的風聲，跟天上一隻兩隻的鳥影。夏末到那裡，春初便走，卻好像老在過著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並不冷。我們住在樓上，書房臨著大路；路上有人說話，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但因為走路的人太少了，間或有點說話的聲音，聽起來還只當遠風送來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們是外路人，除上學校去之外，常只在家裡坐著。妻也慣了那寂寞，只和我們爺兒們守著。外邊雖老是冬天，家裡卻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來的時候，樓下廚房的大方窗開著，並排地挨著她們母子三個；三張臉都帶著天真微笑地向著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那時是民國十年，妻剛從家裡出來，滿自在。現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卻還老記著她那微笑的影子。
無論怎麼冷，大風大雪，想到這些，我心上總是溫暖的。
兒女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札記》裡，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裡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什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著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著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房間裡檢視，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腳步，夾著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著喊著，將命令傳給廚房裡傭人；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著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著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得哭著嚷著，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為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裡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裡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裡也有兵馬在進行著，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哪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韁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著。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不知怎的，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裡住著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著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著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菜在臺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為了纏著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折磨，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製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裡待著；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著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著生客時，便咧著嘴痴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呆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著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著，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適，老是吵著哭著。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臂如這個往*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著；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著——從這個*到那個*，只聽見笑著，嚷著，喘著，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著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著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著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阿九說要薰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著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著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著；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著。他們是恨著我們呢？還是惦著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悽然。轉兒與我較生疏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著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著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著，現在想著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著！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著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劃著，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罷，倒黴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