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北京有一句話，說是找天上的星星容易，找郝爺難。
圈內的人，大家都把郝運叫做郝爺。這是北京！
可是，電話一通，一聽我說是鄭容容的媽媽，郝運立刻就說要見我。可見，什麼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論，對嗎？不用於世傑北京的朋友幫忙張羅，我還不是找到了郝運？郝運是容容的老闆，容容在郝運的公司上班。容容三個月沒有訊息，別人不知道她的行蹤，發她工資的老闆還能夠不知道？
郝運的公司非常地不好找，在北京西城一個偏僻的衚衕裡面。從外表看，像哪個小城市早年在北京設立的駐京辦事處。進了門，才發現別有洞天，全都是現代化的裝修。我在辦公室坐了足足二十分鐘，茶水續了兩次，郝運還沒有出現。我再次地看看手錶，決心要離開。忽然，一面牆的書櫃移動了，書櫃是一扇門，經典書籍只是精裝的封面套子。我被嚇了一大跳，我還沒有想到在現實生活中，還真的有人在辦公室裡做祕室。
一個曾經做過兔脣縫合術的小個子男人出現了。他深沉地冷漠地說：“我是郝運。”
我不喜歡郝運。見面我就可以下這麼一個結論。他故意讓我久等，然後突然從祕室裡轉出來，嚇得我夠嗆。這男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五歲左右，故意裝老，穿中式大褂，胸前橫了十幾道盤扣，下面是軍褲和中式老頭鞋，老頭鞋是軟牛皮的，脖子上還掛了一隻銀鏈子的懷錶，眉眼長得酷似生病的猴子，一口油滑的京腔。我真的是不喜歡郝運。在三十五歲左右以後的人群當中，兔脣已經很少有了。兔脣豁嘴，天花麻子，小兒麻痺症瘸子，麻風面容，這樣一些標誌國家貧窮，人民健康水平底下的疾病，應該在五十歲以上的人群中比較多見；而年輕的郝運兔脣縫合，加上他的穿著打扮和長相，似乎在張揚他的殘缺，給人一種故意給歷史抹黑的感覺。我不知道郝運為什麼這樣。既然他辦著廣告公司，做著不小的生意，肯定屬於富有階層了，幹嗎要弄出這麼一副扮像來？既然能夠下決心把自己扮成這副模樣，還在辦公室裡做了祕室，鬼鬼祟祟地從書櫃後面轉出來，這就不是一個陽光的人了。郝運把問題搞複雜了。我甚至覺得郝運的祕室裡是不是有一隻大木箱，而我的容容，就被藏在裡頭，五花大綁，嘴裡塞著臭襪子。難怪連喬萬紅那種女人都怕他幾分。
我不怕郝運。我是容容的媽媽，我是來找我女兒的，這一切天經地義。我說：“郝運，容容到底在哪裡？”
郝運說：“問得好！這正是我要知道的！”
我說：“容容到底在哪裡？你要不說，我就要報警了！”
郝運停頓了一刻，突然一拍桌子，厲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還能是什麼人？我是鄭容容的媽媽。
郝運說：“得了！實話實說吧！今天你不說實話，是走不出郝爺這道門的！現在讓我先告訴你：鄭容容的媽叫上官瑞芳，現在住在一個叫做楓園的精神病院。她的一個父親叫做鄭建勳，雙性戀者，開著汽車修理鋪，招了幾個眉清目秀的小工人在身邊，生活得其樂融融；另一個父親叫金農，在上海陸家嘴做外國保險公司的代理，是一個花天酒地的上海灘公子哥兒。你，到處號稱是鄭容容的媽媽，其實只是養母。養母不是親媽，你懂嗎？容容六歲的時候，你就可以狠心地把她從高臺上推到游泳池裡，十三歲就把她送到了北京。你是一個藥劑師，不斷譁眾取寵地宣傳什麼提高了新藥的免疫水平；而你老公是一個混混，披著文化人的外衣，在小青年面前充大師，暗地裡淨在外面撈小錢。吃驚了吧？郝運為什麼叫郝爺，現在你知道了吧？”
郝運挽起了他的衣袖，更像舊社會了。有那麼一刻，我倒真是被他的神通震懾住了。郝運他把雙腿架在了辦公室桌上，他的皮鞋底成為了他瘦小身體上的最大兩個平面。
郝運說：“現在，易明莉老師，你突然出現了。你到底想幹什麼？誰讓你來的？鄭容容到底躲在哪裡？說吧！隱瞞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從來還不知道，我們夫婦的狀況，以及上官瑞芳的狀況，被這麼一個我們從來不知道，更不認識的小個子兔脣，瞭解得這麼清楚，描繪得這麼不堪和帶有侮辱性。這種情形，實在讓我震驚。我一直以為，我自己就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裡，我上班下班，日復一日，永不厭倦地做血清實驗，與碰撞出清脆聲響的潔淨的玻璃器皿打交道。我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與譁眾取寵毫不沾邊。我的世界，由我的同行和所裡的同事組成，我的領導是蔡唐伯，他活躍，誇張，把所有工作都同經濟效益聯絡起來，把每個藥劑師都當搖錢樹，可他在外面的吹噓與我沒有關係。我丈夫於世傑每天都在編輯《中國醫藥風》，雜誌只是在行業內有人知道，靠發行本身不賺錢，卻有權威性，在上面發表了論文，評職稱就很管用了，所以雜誌社經常會獲得一些實惠的幫助。於世傑的性格很吊，朋友很多，喜歡豪華小車，善於侃侃而談，或者熱中於教導他人，這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的；同時他心腸很好，不會損人利己，這也是大家所公認的。我每個週末去看望母親和弟弟，每隔兩週到三週去楓園看望上官瑞芳，每隔一個月去一次鄭建勳的汽車修理鋪，為上官瑞芳取一次醫療費。每當新的春天來臨，以及秋霜初降，我就會在我父親的麥地附近走一走，採集兩束看麥娘，一束帶給上官瑞芳，插在她床頭的花瓶裡，所謂花瓶，就是從前的糖水橘子罐頭那種胖胖的玻璃瓶。精神病人，誰會給他們使用像樣的東西呢，不過上官瑞芳的這隻玻璃罐頭瓶，跟著她，足有二十年了，比在健全人家裡使用的壽命還要長。另一束看麥娘，我要帶回家，插在一隻據說是水晶製品的花瓶裡。每年清明節，我們都要去給父親上墳。由於母親堅持要鮮花，我就去花店購買鮮花，但是我會在花束當中夾一把看麥娘，代替花店普遍使用的滿天星。4月裡初生的看麥娘，它們的穗子還是那麼的柔軟，就像所有小動物的茸毛，這些茸毛在我的臉頰上無意地掃動，常常使我還沒有看見父親的墓碑就熱淚滿眶。母親端坐著，隨車顛簸，故意不看我，喜憂均無半點流露。在這個家裡，有的人表現得比她更加懷念父親，總是讓她感到不對勁。這就是我的世界。晚上看看電視，節假日偶爾打打麻將，洗衣機在轉動的時候，我坐在馬桶上翻看報紙和雜誌，對幹部腐敗、搶劫殺人、坑蒙拐騙的新聞已經厭倦，我只看看大標題就翻了過去。現在社會上太多這樣的故事，佔用了我太多的時間和注意力，我幡然猛醒，覺得很不值得。我要用這些時間去聽聽我喜歡的音樂，陪陪上官瑞芳，在黃昏的野外，散步在有看麥娘的小路上。這就是我的世界。我在每天清早的鏡子裡，幾乎難以覺察地覺察到我在變化，在我自己的世界裡，手背上漸漸現出了四個酒渦，臉上漸漸現出了皺紋，目光柔和起來，臉龐慈祥起來。除了我梳妝檯上忠實的鏡子，郝運是第一次描述和勾勒我的世界的局外人。
不需要這個小兔脣來教導我，我從來都知道隱瞞沒有任何意義。我從來不隱瞞自己，全都是人們在混淆我。人們從他們自己的角度和認識來看待我，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是容容的媽媽，法律上的養母。我的女兒整整三個月沒有訊息了。6月21號，是我不吉祥的數字，在這一天我預感她失蹤了，所以便要出門尋找。容容是上官瑞芳生的，可是由我養的，她是我們的女兒！尋找女兒難道還會有什麼別的理由！
時間過去得並不久遠，大約是在80年代後期乃至90年代初期，在我們這個大城市的街頭，還可以看到炸爆米花的人。那人一般都帶著不容易聽懂的外地口音，頭髮和衣服上墜著厚厚的風塵，那人沒有笑容，脾氣倒挺溫和，鼻翼上總是沾著兩片煤炭的黑色粉末。那人拖一輛簡陋的平板車，平板車上放著爆米花的傢伙，黑乎乎的炮彈一樣的傢伙，隨時都可能爆炸的樣子，很有吸引力和威懾力的。這威懾力就體現在平板車的後面，總是遙遙地跟隨著幾個畏畏縮縮的小孩子，興奮，好奇，又害怕。在70年代的這群孩子中，就有我和上官瑞芳。我們夢遊一般地尾隨著那人。那人停下他的平板車，甩一把鼻涕，把手指頭在鞋幫上擦乾淨。然後一板一眼地卸下他的傢伙。那一堆看上去雜亂無章的傢伙，被那人有條有理的，動作熟練的，胸有成竹的裝配好了。那人的右手是風箱，左手是爐子，爐子上架著鑄鐵的炮彈，炮彈有一個手動的轉盤。那人一隻手拉風箱，一隻手轉動炮彈，在他感覺米花爆好的時候，便停下風箱，撬開炮彈，“嗵”的一聲，猝不及防的巨響震耳欲聾，緊接著便是撲鼻的香氣，那香氣會順風灌滿整條的街道。我們親眼看見，死氣沉沉的風箱，經過那人用力地拉幾下，裡頭就紅了，躥起了火苗，火苗燒得那個帶勁啊，呼呼地作響。我們親眼看見，裝進去的米，只有小小的一碗，而到時候，倒出來的就是滿滿一臉盆的爆米花了。爆米花雪白，鬆脆，香酥，吃在嘴巴里面，牙齒特別有成就感。關鍵的是，就是這麼一個不起眼的人，能夠讓大米的體積成若干倍地增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我和上官瑞芳，遠遠地看著在白霧中沉著忙碌的炸爆米花人，感覺自己發現了一個被大眾忽略的巨大祕密。上官瑞芳莊重地攥緊我的手，說：“我堅信，這是被埋沒在民間的偉大發明！”
我也堅信！那時候，有一個傳說，在我們中學生裡面驕傲地暗中流行，據說有一個美國人，在街上觀看了炸爆米花的過程，他非常震驚，他不明白小小的一粒米如何能夠增加那麼大的體積。試想，如果把所有的糧食，都加工變大，那全世界的糧食產量不就可以極大幅度地提高嗎？所以說，炸爆米花以及炸爆米花的這套機器，很有可能成為我們中國繼四大發明之後的第五大發明，將是對世界和人類的巨大貢獻。
有相當的一段時間，我們從學校裡費盡心機地逃學出來，追隨著炸爆米花的那人。上官瑞芳終於鼓起勇氣對那人說：“我們可以幫你拉風箱嗎？”那人點頭了。上官瑞芳就是有這麼一種絕妙的本事，她可以用她默默的伴隨和注視，傳達她那種異乎尋常的忠誠，使得他人暈暈糊糊，無法拒絕。
拉風箱是可以讓人入迷的一種技術活動，要憑感覺，使巧勁。拉的時候，要使用一種往後吸的力量，推的時候，用力要循序漸進，直至**，這是一個美妙的節奏。隨著這個節奏的和諧完成，風箱就會發出蓬勃健康的呼呼聲。惟有撬開炸彈的那聲突兀的巨響，是我們永遠的害怕，我們一定要事先用指頭把耳朵塞得緊緊的。到底是這一秒鐘還是下一秒鐘啟蓋，旁觀者誰都無法預料，這個主動權永遠掌握在那人粗糙的手裡。我們認為，只有把啟蓋的這個火候掌握了，才會窺知炸爆米花的原理和訣竅。那人從來都不會把爆米花炸煳或者還沒有炸熟，但他並不依靠鐘錶時間，他依靠感覺和經驗。這種技術無法量化，只有細心地琢磨和慢慢地領會，我們以為，複雜和神祕的意味盡在其中。
我和上官瑞芳的衣服口袋，每一隻都可以裝下約摸三兩的大米。上官瑞芳肯定是不敢從他們家偷米的，那麼當然是我，力邀上官瑞芳從我們家的米缸裡偷米。就因為米缸的大米神祕地減少，我們醉心的事業很快就被我母親發現了。她跟蹤到了大街上，在我們最投入地學習炸爆米花的時候，我母親衝出來，一手一個，揪住了我和上官瑞芳。我母親怒叱那人哄騙小孩，並威脅說，如果他不還回我們家的大米，就要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我和上官瑞芳惟一能夠做的是，拉扯住母親，讓那人趕緊逃走。逃得遠遠的！我們與那人在匆忙混亂中用眼睛告別，上官瑞芳後來說她的心都碎了。
我也是。只是我沒有說出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體驗永別的感覺，與一個陌生但是激動了我的人；當時是難受，如今是甜蜜。
對於我，這也就是尋找容容的理由之一。
我的理由，無法清晰地歸納和講述，它們是小溪兩旁的茅草、樹叢和砂石，既在小溪的源頭，也在小溪的沿岸，重疊而混雜，只能被同樣的季節喚醒；它們不是現在大棚的蔬菜，整整齊齊生長在那兒，你可以根據需要隨時隨地去收割。要知道，八十萬美金這個數字對於我，狗屁都不是。在這一點上，我不敢給於世傑打保票，或許他聽到這個數字心跳會驟然加快。但是我，我知道自己。連船都是魚的身外之物，何況船上的紙片？我的理由是上官瑞芳的三哥上官瑞祥。他是總政歌舞團的演員，相貌英俊，腰很細，屁股像產後的婦女一樣豐滿突撅——不過最初我沒有發現，他坐著。上官瑞祥回家探親，在夏夜的滿天繁星下，在乘涼的竹**，給我們大家演唱長征組歌。那一天傍晚，人行道的梧桐樹冠蓋如雲，路邊的草叢裡盛開著一蓬蓬玫瑰色的晚飯花，晚飯花之間，伸出幾枝看麥娘草。我從這樣的人行道里面走過來，剛剛洗過澡，脖子上撲了薄荷痱子粉，涼颼颼的身體非常清爽。我的手絹上灑了媽媽的“越存越香”牌香水，然後把手絹握在手心裡，留出一隻手絹的角，讓手腕在自己的百褶短裙旁邊一下一下地晃悠。上官瑞祥正好面對人行道，在透明的薄暮中，看著我一步一步走過來。他緩緩地唱起長征組歌：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我站住了。我被上官瑞祥那經過專業訓練的歌喉所震撼，全身的血液都凝固，眼睛裡面除了崇拜還是崇拜。我們大家都坐在竹**，在天黑之後，嘻嘻哈哈地分吃西瓜。上官瑞祥在分西瓜的時候，一次次觸碰我冰涼的脖子、肩膀和手。每一次我們倆都心領神會。一種莫名的渴望急速膨脹，膨脹得每一個細胞都是那麼活躍，**和愉快。西瓜吃完，夜風漸涼，上官瑞祥唱了一首情歌《星星索》，我毫不懷疑這是為我而唱的：嗚喂——風兒啊吹動我的船帆，姑娘啊我要和你見面，向你訴說我心中的思念。那是何等深情何等浪漫的歌聲啊，十八歲的姑娘怎麼能夠不陶醉？上官瑞芳不要我回家，我也就沒有回家。我們都露天睡在並排的竹**。半夜，在夏蟲縱情的鳴吟中，上官瑞祥裝出起**廁所的樣子，在並不黑暗的黑夜裡，把他的手探進了我的裙子。我的身體用輕快的顫慄歡迎了那隻火熱的手，每一個毛孔都發出熱烈的絮語。我一夜恍惚，睡意輕淺，一直飄浮在甜蜜的半夢半醒之間。這是永恆的一個仲夏之夜。一段絕無僅有的時光。第二天天亮之後，我發現了上官瑞祥女性化的屁股。而且在早餐的餐桌上，他滔滔不絕地向我們炫耀他的生活經歷，他們在國外演出的情形，如何受到國家元首的接見，東歐的女孩子如何漂亮和細膩，蘇聯少女的眼睛如何迷人，洋女人的**又是豐滿肥大。上官瑞芳想告訴他我們是如何迷戀爆米花，並且學會了拉風箱的故事，上官瑞祥立刻接過了他妹妹的話頭，說拉風箱吧？你們那算什麼會拉，我們才叫會。我會拉手風琴，風箱這種東西，上手就有感覺。我們團的李雅，你們不知道吧？全國民族舞蹈大賽獲金獎的呀，那叫棒啊，那叫牛啊，那人家是誰都不理睬的，可是在我們團野營拉練的時候，就一直纏著我教她拉風箱。
拖沓的早餐終於結束。我疲憊不堪地離開了上官瑞祥。我的初戀只有一個夜晚。從前一天傍晚的七點到第二天早上的九點，對於夢囈般的浪漫與燃燒式的**，十四個小時，夠了。一生中有這樣的十四個小時，非常美好。這美好因為短暫，反而成為了漫長的記憶。記憶總是時時刻刻醇化著美好的陳釀。或許也就是一個人許多行為的來由？
郝運終於把他的腳從桌子上拿了下來。他的神色裡面，流露出一種哭喪的表情。
郝運說：“我的天哪，容容的性格為什麼一點不像您呢？”
郝運說：“她借了八十萬美金的高利貸，我是經濟擔保人啊！她忽然躲了起來，真要把我給急死了！”
郝運說：“易明莉老師，這樣好不好？現在，您看見我過的是什麼日子了？成天貓在祕室裡躲債，時刻擔心被人追殺。您難道不同情我？我也有幸福的權利呀。來來來，我們就事論事推心置腹地談談。我們聯手，您把容容的行蹤探聽出來，我把容容三個月的工資，不，三個月工資的三倍，全都給您，以表達我的誠意，好嗎？”
郝運說：“不管怎麼說，時代不同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您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