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該說說我父親及我叔叔了。因為小兄弟倆都大了，到了該做出人生選擇的時候了。
這個時期，正是他們在青島禮賢中學上學的時期，毫無疑問，這正是日偽時期。
如此，我們就要不可避免地談及很少有人涉及的日偽時期的教育。說到日偽教育，我們印象中總是這樣一番情景：日本人橫行校裡，強迫中國孩子學日語，別的都不學了，學不好的皮鞭大大的，師生們不能夠表現出一丁點的反日言論，否則，憲兵隊的幹活。而事實上並非如此。
以這一時期的青島中學為例，大致情況如下：正校長為中國人，副校長為日本人（多為日方宣撫班成員，亦稱輔導員）。一般情況下，還是正校長說了算。學校的教師也以中國人為主，日本教師也有，主要教日文，課程之豐富也是難以想象的，共有語文（國語）、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動物、植物、礦物、生理衛生、地理、歷史、修身（後改為“公民”）、體育、勞作、美術、音樂、軍訓、日語、英語共二十門。要求在三年內授完，其中日語課每週為六節。實事求是地說，這六節課並不算多。同時，日本人並不排斥英語。這一點曾讓很多人感到意外。
當然，為了鼓勵學好日語，校方還實行獎學金制度。學習日語好的學生，每月可以受到一定的獎勵。獎品為現金和學習生活用品等。我叔叔就因日語學習好，經常受到表彰，發的獎品用不了，就送給我父親，我叔叔差點還被選為赴日留學生。當然是公派。如果成行，日偽當局每月發給他生活學習費用80元。這在當時是個很高的數目，須知，那時的一些中小學教師的薪金，亦不過每月50到100元！
只可惜，因我父親的緣故（他那愛惹事的哥哥參加“重慶地下分子”領導的抗日活動）和他自身的緣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僅僅是國軍少將了，很可能是當時臺灣駐日本大使！
當時日偽教育的方針是：“救助文盲，輔助失學”、“貫徹東西一體之精神”、“中日親仁善鄰，力求共存共榮”、“依據東方道義要諦，徹底消滅共產主義”、“努力實施大東亞共榮圈”、“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為了自衛，中日兩國必須親善，共存共榮，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等。
日本教師同中國學生之間基本可以和睦相處。有時，還會像朋友一樣開玩笑。我父親班上的（這時，他弟兄倆已不在一個班了）日語老師名叫東野三郎，是日本山口縣人，在家時就是中學教師。後在關東軍服役，因車禍摔斷了腿，以後來青島教日語。任職期間他曾兩次回日本探親，每次回來，總要捎些糖果給同學們吃。東野的漢語比較差，我父親等幾個同學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錢讓同學給他買地瓜膠吃（一種土製糖果）：“那稀（是）什麼……”
我父親就說：“那稀（是）狗屎。”
東野就直咂舌頭：“好好，狗屎好氣（吃），狗屎好氣（吃）……”
東野上日語課時，嚴格要求用日語點名，對話。但課後他又會向同學們學漢語。並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記，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還要求中國同學幫他糾正，他經常邀請同學們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熱情接待。他非常喜歡我父親的“調皮”，還送了他一個從國內帶來的小銅佛做紀念。
東野講課好舉例項，用事實說話。比如講，他說中國首先是政治腐敗，全國沒有高效統一的政府，官員普遍貪汙，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大眾的生活卻一貧如洗，導致社會不公……他又說日本先進，中國落後，所以中日應互相提攜，共同發展。他以1937年為例說：日本的鋼產品是580萬噸，生鐵239萬噸，石油169萬噸，水泥611萬噸，發電量303萬千瓦，工業總產值是近60億美元，佔國民經濟的80%，已成為工業強國。
“反觀你們支那，”東野毫不掩飾自己的鄙夷之情，“4.6億人口，1142萬平方公里（含外蒙），擁有豐富的雞（資）源，可以上這些專案，你們卻連日本的零頭都夠不響（上）。你們只有13.6億美元的產值，農業產值就佔了90%。我們能造所有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你們只能造漢陽造的步槍，連機關槍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這個……”東野豎起大拇指，“支那的，這個……”再豎豎自己的小拇指。
這麼一比，常把同學們比得灰頭灰臉。
儘管日本老師東野同他的中國學生們個人關係很好，但這並不能阻擋同學們日漸增長的抗日情緒。同理，他最喜歡我父親，但我父親的抗日情緒也最烈。
說我父親在上初三時就是光榮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認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訴你，這是真事。只是，他並不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稱之為“重慶地下分子”！
把我父親發展為“地下黨”的，是另一位國民黨的地下黨。他姓趙，是學校裡的語文老師，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詩，而且上課前從不備課，但學生就愛聽他講課。趙老師是軍統的骨幹分子，也有說他是軍統青島站副站長的。說起他們從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麼行刺，暗殺或搞爆破，而是聽收音機，記錄新聞，然後刻印成傳單散發。
當時，日本當局為了控制中國老百姓的思想，對收音機管制特別嚴。老百姓只能使用偽“華北廣播協會”監製的三管或四管收音機。三管只能收青島的，四管只能收北平的。同時實施收音機登記收費辦法，凡有收音機的，電臺每月派人收取所謂的“收聽費”（大概就像現在的管理費）。由日本憲兵親自挨家挨戶檢查收音機。認為沒有問題的就在收音機上貼上一張蓋有“日本憲兵隊檢閱濟”的紙條（就是“驗訖”的意思）。如果發現收音機是“超外差式兩個波段”的，那就是反滿抗日，收聽敵臺的證據。災難將隨之而來。
趙老師同我父親的武器恰好是一臺兩波段的收音機。那時，趙老師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民房，兩人常常以討論功課為名偷聽重慶電臺的廣播，然後將廣播內容記下，再交相關人員刻印成傳單散發。為了保密起見，他們一律是單線聯絡。紀律一點也不比我黨的差！
大約一直幹到1942年，趙老師終於被發現了。發現他的是另一位老師，教數學的，外號蛤蟆眼。這人的實際身份是南京汪系76號的特務，同時又是日本人在青島的黑社會組織“地湧塾”的成員。單從“塾”的字義講，是個學習團體，但他實際上以學習為表象，實為培養為日本人工作的特工人員，他的主要物件是中國的老師和學生，地點設在太平路棧橋西邊郯城路南口的一個小院內。由日本人提供全額撥款。對學員進行忠君、愛國、愛東亞、滅共產的思想教育，同時還要學習拳道、劍術等等。
蛤蟆眼對趙老師進行了長時間的跟蹤，終於在一天晚上逮捕了他。並當場搜出了那部兩波段的收音機。巧的是，我父親那天不在。日本人將趙老師抓進憲兵隊進行了嚴刑拷打，要他說出他的下線。但趙老師死也不說，致使日本人束手無策（趙後來被判處15年監禁，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出獄，由戴笠派專機接回重慶）。
蛤蟆眼將懷疑的目光盯向了平時與趙老師“過從甚密”的我父親，但苦於沒有具體證據又不好隨便捕人。這時東野老師起了個好作用，他拍著胸膛說：“王的好學生，反日的不回（會）。”這事就這麼過去了。
不料這時我叔叔又“出事”了
人說性格決定命運，真是一點不假。我叔叔上中學後，老實、木訥、本分的性格幾趨形成。平日裡，他就知道學習。他數學、三角、幾何、物理一般，但日語學得挺好，常常是“優等生”，月月能拿獎學金。兄弟倆星期天下館子吃海鮮，全是弟弟請客。
順理成章的，我叔叔的大名上了“赴日留學生預備名單”。這時，班裡的一名叫靜江美惠子的日本女同學愛上了我叔叔。日本小姑娘的示愛方式絲毫不亞於歐洲女孩，同樣的大膽而熱烈。她的父親是青島一座日本紗廠的老闆，家裡很有錢，她經常給我叔叔買好吃的，一口一個“續蔭君”，喊一聲鞠一個躬。她還常常到我叔叔住的集體宿舍裡找出他的髒衣服來洗。有時星期天，她還僱上一輛黃包車拉著我叔叔去遊玩。
不過，我叔叔的豔福終於招來了他班上幾個日本男生的嫉妒，他們抽空子在一天晚自習後，把我叔叔痛打了一頓。
這事讓我父親知道了，他豈能善罷甘休。他專門選在大白天上課的時候，手提一根大木棒（用報紙包好），從教室後門進入，照著打我弟弟的幾個日本男生每人一棒，直打得那幾個小子躺在地上哇哇亂叫。我父親還不罷休，吼道：“今天下午大操場，武士大大的，誰不去誰孫子……”
說完，扛起木棒揚長而去。
事情當然鬧大了，學校決定開除我父親。
正巧，日方外調我家情況的人員也回來了（赴日留學生一律政審，日本人的政審同樣嚴厲，家裡人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反日背景）。結果令校方大吃一驚：其父系當地有名的抗日武裝首領，斷不可重用……（此前，兄弟倆的檔案填的是“小商人”，父親為沂蒙縣“穆陵關炭棧”老闆。）
於是，結果可想而知，兄弟倆均被學校以“打架鬥毆，滋事撓學”為名，驅出校門
在回家的火車上，兄弟倆有一段精彩的對話。
先是哥哥問：“怎麼樣，那個……那個她了嗎？”
弟弟不解：“哪個哪個呀……”
哥哥有點急：“那個就是那個唄……”說著做了個下流的動作。
弟弟明白了：“沒……沒那個。但那個了……”
輪到哥哥不明白了：“那個是哪個呀……”
弟弟又瞧不起了：“那個還不明白呀，真是……”說著做了個親嘴的動作。
“原來是這個呀？”哥哥馬上又瞧不起了，“這個算什麼呀，要是我，早幹了！不幹白不幹。”
“她倒是讓我幹來……”弟弟有幾分懊喪。
“傻吧……”哥哥哼了一聲。
需要交代的是，靜江美惠子一年以後，還專程到沂蒙找過我叔叔，她去了“穆陵關炭棧”。但到那裡哪能找得到人呢？最後是幾經打探，才知道我們家是老鷹崮的人，但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她一個年輕的日本女孩怎敢貿然上山。這位多情的日本姑娘只好悵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