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離開這座城市之後，我走到哪兒都期望能見到她，這種情況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我才習慣於下午沒有她，我才在閱讀或隨便翻閱書籍時停止自問，哪些書適合朗讀。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肉體才不再對她的肉體那麼渴望了。有時候，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在睡覺時是怎樣地在尋摸著她。我哥哥多次在飯桌上開我的玩笑，說我在睡覺時叫喊著漢娜。我還記得我在課堂上魂不守舍，只是在想她的情景。最初幾周裡所具有的這種令我痛苦萬分的負疚感後來消失了。我避開她住過的房子走另外的路，而且，半年後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一個城區裡。不是我把漢娜忘記了，而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對她的回憶自己停止了，不再伴隨我了。回憶被留在了身後，就像一列火車繼續向前行駛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後一樣。它依然存在，在什麼地方潛伏著，我可以隨時駛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這樣做不可。
我記得，中學生活的最後幾年和大學生活的最初幾年我過得非常愉快，但是，能讓我說得出的幸福又微乎其微。我沒費什麼力氣就完成了學業，中學結業考試和出於無奈而選擇的法律專業對我來說沒什麼了不起，友愛、情愛和離別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了不起，什麼都不在話下。我把一切都看得很輕，這樣，一切對我來說都很輕鬆。也許正因為如此，記憶中的內容才如此之少。或許這種少只是我的一種感覺？我也在懷疑我現在的這種認為當年我過著幸福生活的感覺符合當年的實際嗎？如果我再往前追憶的話，就會想起足以令我感到痛苦難堪的情景，我也就會意識到，雖然我告別了對漢娜的回憶，但卻沒有戰勝它。漢娜不會使我再低三下四了，我也不會再卑躬屈膝了，我不再欠誰什麼，不再感到內疚，不會再與任何人如此相愛，以至於她的離去會讓我感到痛苦。當時，我對這些並沒有這麼清楚地思考過，但卻明顯地感覺到了。
我養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習慣，表現得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都無動於衷和不困不惑。我不參與任何事情。我還記得，有位老師對此看得很清楚。一次他與我談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發掉了。我也記得索菲。在漢娜離開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診斷患有肺結核。她在療養院度過了三年的光陰，在我剛上大學時她回來了。她感到孤獨寂寞，在尋找與老朋友的聯絡，這樣，我很容易就贏得了她的心。我們一起睡過覺之後，她發現我的心不在她那兒，她含著眼淚說：“你怎麼了，你出了什麼事？’我還記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後一次去看望他的時候，他要給我祝福，我都解釋說我不信這個，它對我毫無價值。當時，我對自己的這種行為還感到沾沾自喜，現在想起來簡直木可思議。我也記得，一個小小的示愛的手勢，不管這手勢是針對我的還是對別人的，都會讓我激動得喉嚨咬住。有時候，電影裡面的一個情節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動。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這甚至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
2
我又見到漢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對集中營罪犯的開庭審判，也不是規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這次審判開了一門課，他希望藉助學生們的幫助對整個審判過程進行追蹤並對此加以分析。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對納粹歷史及有關的審判程式進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記不得了他要考查、證明或者駁斥什麼。我記得在課堂上我們就禁止追加懲罰進行過討論。根據他們犯罪時就業已存在的刑法的有關條款來審判那些集中營看守和劊子手就足夠了嗎？或者視其犯罪之時人們如何理解運用這些刑法條款，並要看這些條款是否也涉及到他們？什麼是法？是法律條文的規定還是在社會上真正被實施和遵守的東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必須加以實施和遵守的東西，不管它們是否已被寫進法律條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國外後歸來的老先生，但在德國法學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淵博學識，但同時又保持一定距離地參加了關於一些問題的討論，不過，那些問題都是些不能靠學問解決的問題。“仔細觀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將找不出任何一個真的認為他當時可以殺人的人。”
我們上的那門課在冬季學期開始，法庭的審判在年初，審判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開庭審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組學生做文字記錄。星期五大家坐下來討論，把一週來的審判情況清理出來。
清理！清理過去！我們參加這門課的學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鋒。在過去的可怕歷史上已經積滿了一層塵埃，我們用力地把窗戶開啟，讓最終能捲起這種塵埃的風進來。但是我們還要為人們的呼吸、人們的視覺而負責。同樣，我們也不完全依賴我們的法律知識。必須要進行審判，這對我們來說是確定無疑的。到目前為止，對這個或那個集中營的看守或劊子手的審判流於膚淺，這我們來說同樣是確定無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劊子手的人，那些沒有阻止他們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該揭發檢舉他們而沒有這樣做的人現在被送上了法庭。我們在清理工作中對他們進行審判，譴責他們的可恥行為。
我們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國時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親參加了戰爭，其中有兩位或三位是德國國防軍的軍官，有一位是納粹黨衛軍兵器部的軍官，有幾位在司法、行政機構發跡升遷。我們的父母中也有教師和醫生，其中一位同學的叔叔是和帝國內政部長共事的高階官員。我敢肯定，只要我們問起他們而他們又給我們答覆的話，他們所要告訴我們的會是五花八門。我的父親不想講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學講師的位子是因為預告要開一門關於斯賓諾莎的深而丟掉的。做為一家出版旅遊圖和導遊手冊的出版社的編輯，他帶領我們全家度過了那場戰爭。我怎麼能譴責他是可恥的呢？但是我還是這樣做了。我們都譴責我們的父母是可恥的，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還起訴他們，因為一九四五年之後他們容忍了他們周圍的罪犯。
參加我們這門課的學生形成了一個擁有自己的明顯特徵的小組。起初其他學生稱我們為集中營問題研究班，不久之後我們自己也如此稱呼起來。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一些人不感興趣，更多的人感到驚訝，另一些人感到反感。現在我想，我們在瞭解這段可怕的歷史並在試圖讓其他人也瞭解這段可怕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熱情，的確令人反感。我們讀到、聽到的事實真相越可怕，控訴和清理的任務也就越明確。即使是令我們窒息的事實真相，我們也要勝利地高舉著它們。瞧這！
我報名參加這個研討班完全是出於好奇，因為這樣就可以換點其他內容了，否則一味是買賣法、犯罪和參與犯罪、德國中世紀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學。我把已經養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習慣也帶到了班上。不過，在那個冬季裡，我越來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從我們所讀、所看到的事實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從研究班的學生們所表現出的熱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擔一點同學們的科學、政治或倫理道德方面的熱情，但是，這不過是自欺而已。我越來越想更多地參與，想與他們分擔全部熱情。其他人可能還是覺得我仍！日與他們保持著距離，認為我高傲自大。可我在那個冬季的幾個月裡自我感覺不錯，覺得已屬於那個研究班了，覺得我瞭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與我共事的同學。
3
法庭的審理在另外的一個城市裡進行，開車去那裡需要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此前，我與那個城市從未發生什麼關係。另外一位同學開車，他是在那裡長大的，對那裡的情況非常熟悉。
那是一個星期四。法庭的審理在星期一就開始了，前三天的審理時間都用於辯護律師為辯護人提申請。我們第四組將要經歷的是法庭對被告人的直接審理、這將是法庭審理的真正開始。
我們輕鬆愉快，情緒高漲地沿著山路在盛開的果樹下面行駛。我們的所學總算有用武之地了，我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觀眾、聽眾和記錄員，觀審、聽審和做記錄是我們對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貢獻。
這座法庭是一座世紀之交的建築，但又沒有當時法庭建築所常有的富麗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審法庭開庭的大廳裡，左邊是一排大窗戶，乳白色的玻璃擋住了人們從裡向外張望的視線，但卻擋不住從外面照射進來的光線。檢察官們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裡人們只能辨認出他們的輪廓。法庭上坐著三位身著黑色長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審員。他們坐在大廳的正面，在他們右側的長椅上坐著被告人和辯護律師。由於人數眾多，桌椅一直襬到大廳中間，擺到了觀眾席前。有幾位被告和辯護律師背對著我們坐著，其中就有漢娜。當她被傳喚，站起來走向前面時，我才認出她來。當然，我立即就聽出了她的名字：漢娜·史密芝。隨後我也辨認出了她的形體，她的頭，她的脖頸，她的寬闊的後背和她那強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盤起來的頭髮。她站在那兒，挺著胸，兩腿紋絲不動，手臂鬆弛下垂，穿著一件藍色的短袖上衣。我認出了她，但是，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什麼感覺都沒有。
當法官問到她是否願意站著時，她說是；當問她是否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爾曼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出生，現年四十三歲時，她說是；當問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門子公司工作過並於一九四三年秋去了黨衛隊時，她說是。
“您是自願去黨衛隊的嗎？”
“是的。”
“為什麼？”
漢娜沒有回答。
“儘管西門子給您提供了一個做領班的職位，您還是去了黨衛隊，對嗎？”
漢娜的辯護律師跳了起來：“儘管’在這裡是什麼意思？這不就是假設一個女人應該更喜歡在西門子做個領班而不應該去黨衛隊嗎？您沒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託人的決定提出這樣的問題。”
他坐下了。他是誰一的一位年輕的辯護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紀，有幾位很快就暴露出來是老納粹。漢娜的辯護人制止了他們使用隱語和推論。但是，他很急躁，這對他的委託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們的滿口納粹論調對他們的委託人也十分不利一樣。儘管他的話讓審判長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對漢娜為什麼去了黨衛隊這個問題不再刨根問底，但是他的話給人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她去黨衛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審法官問了漢娜想在黨衛隊裡做什麼工作。漢娜解釋說，黨衛隊在西門子和其他工廠徵聘女工做替補看守，這樣，她就報了名，並被錄用了。儘管她做了這樣的解釋，但是，人們對她的不佳印象已無法改變了。
審判長要求漢娜用是與否來證實下列問題：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奧斯威辛，是否於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營，與那裡的被關押者一起西行併到達了目的地，是否在戰爭結束時到過卡塞爾，是否從那以後經常更換居住地。她在我的家鄉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
“經常更換居住地就能證明有逃跑的嫌疑嗎？”辯護律師用很明顯的諷刺口吻問道。“我的委託人每次更換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記和登出戶籍。沒有任何跡象說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飾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認為我的委託人受到的指控嚴重，面臨引起公憤的危險，他感到無法容忍。難道這可以成為剝奪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嗎？我尊敬的法官先生，這是納粹時期抓人的理由，是納粹時盛行的做法，納粹之後被廢除了，這種做法現在早已不存在了。”辯護律師說話時帶有一種人們在兜售下流故事時所表現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對此感到震驚。我發現，我認為逮捕漢娜是自然的和理所當然的，不是因為人們對她提出了控告、嚴重譴責和強烈懷疑——關於這些我還一點不知詳情，而是因為把她關在單人牢房裡她就會從我的世界中，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離她遠遠的，讓她遠不可及，讓在過去幾年裡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變成一種記憶，僅僅是一種記憶。如果辯護律師成功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必須做好再次見到她的準備，我就必須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見她和如何見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麼能不成功。如果漢娜到目前為止沒有企圖逃跑，那麼她為什麼現在要去這麼做呢？她能掩飾什麼呢？這恰是逮捕她的一個理由。
審判長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發現這是他的一個計策。每當他認為某種意見具有阻礙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時，他就摘掉眼鏡，用近視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著發表意見的人，同時皺著眉頭，或者避而不談已經發表的意見，或者開始這樣發問：“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說……”並用另一種方式重述一遍別人發表的意見，讓人確實感到他對此不感興趣，同時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沒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錯誤地估計了下面的情況：被告人沒有對書面的傳訊做出反應，沒有去找警察局、檢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銷逮捕令的報告嗎？”
辯護律師提交了一份這樣的報告，被法庭駁回了。
4
法庭的審理我一天都沒有錯過，其他同學對此感到奇怪，教授對此表示讚賞，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當中就有了一位能把上一組同學的所見所聞傳達給下一組同學的人。
只有一次漢娜向觀眾和我這邊看了看，否則的話，在所有審理的日子裡，當她被一位女看守帶進來時和坐下之後，她都把目光投向法庭的長椅上。這使她看上去很傲慢，同樣使她顯得傲慢的是她與其他被告人不交談，與她的辯護律師也幾乎不說什麼。不過，法庭審理持續時間越長，其他被告人之間的交談也越少。他們在法庭中間休息時與親朋好友站在一起交談，早上在觀眾席上看到他們時，向他們招手呼喚。漢娜在法庭休息時仍舊留在她的座位上。
這樣一來我只能從後面看她。我可以看到她的頭、她的脖頸和肩膀。我研究她的頭、她的脖頸和她的肩。如果事情與她有關時，她會把頭抬得特別高。當她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時，或遭到了誹謗中傷和攻擊時，或吃力地回答問題時，她都把肩往前探，脖頸青筋就暴漲起來。她的反駁總是不成功，她的肩也就總是又垂下來。她從未聳過肩，也從未搖過頭。她太緊張了，以至於連聳肩、搖頭所要求的輕鬆自如的動作都做不到。她也不允許自己把頭偏著，也不允許自己低頭或者靠著。她僵硬地坐著，這種坐姿一定很痛苦。
有時候，一咎頭髮慢慢地從她的髮夾中掉出來，捲曲在一起垂在脖頸上，在穿堂風中來回飄擺。有時候漢娜穿一件連衣裙，它的領口很大，以致她左肩膀上面的一塊胎痣都露了出來。這使我想起我把她脖頸上的頭髮吹開然後去親吻那塊股清、親吻她的脖頸的情景。但是，這種回憶只是一種記憶而已，我什麼感覺都沒有。
在持續了幾周長的法庭審理期間，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的感覺就像麻木了一樣。我也偶爾刺激過它，儘可能十分清楚地去想象漢娜被指控的那些行為，同時我也去回想她脖頸上的頭髮和她肩膀上的那塊胎痣。結果就像用手拖了一下打了麻醉藥的胳膊一樣，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卻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腦起初也分不清這兩種感覺，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也許手用力太大，被掐的地方一時會蒼白無血色，過了一會兒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復了血色，但是，感覺卻沒有隨之回來。
是誰給我打了麻醉藥呢？是我自己，因為若不麻木不仁的話，我能承受得了嗎？這種麻木不仁不僅僅在法庭的大廳裡起作用，它不僅僅使我能夠面對漢娜——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愛過她、渴望過她的熟人，它還使我與我身邊所有的人都相處得平平淡淡，不論是在大學裡的與朋友相處，還是在家裡的與父母及兄弟姐妹相處。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類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觀察到，但在辯護律師身上你觀察不到這種麻木不仁。在整個審理期間，他們始終是吵吵鬧鬧、非常自負地爭高爭低，有時過分尖刻，有時大吵大鬧、厚顏無恥，其程度根據個人氣質和政治素質而有所不同。雖然審理已使他們精疲力竭，使他們到了晚上也疲憊不堪或者聲音更尖銳刺耳，可是經過一夜的養精蓄銳，他們第二天又和前一天一樣，吵吵嚷嚷地上陣了。那些法官也並不示弱，每天都鬥志昂揚。但他們並沒有達到預期結果，這首先因為審理物件和結果太使他們震驚，而後麻木不仁又開始發揮了作用。這種麻木不仁在審判員和陪審員身上體現得最明顯。在最初幾周的審理中，當他們聽到那些可怕的事實時，明顯地表現出震驚或者強做鎮定自若：有時講述人淚流滿面，有時泣不成聲，有時非常具有煽動性，有時又偶然若失。後來，他們的面部表情就又趨於正常了。他們相互之間也能笑著在對方的耳邊低聲評論什麼，或者當一位證人事無鉅細地做證時，他們也開始不耐煩地嘆氣。在審理期間，當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證人那兒取證的訊息被公佈時，人人爭先恐後。其他同學總是被新的事實所震驚，他們每週只來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對可怕的歷史打破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事實。我卻日復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觀他們的反應。
集中營的囚犯如何才能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活過來，如何才能適應自己，如何才能對新來囚犯的驚恐萬狀冷眼視之呢？麻木不仁！他們以同樣的麻木不仁對待殺人和死亡。那些倖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記載了這種麻木不仁。這種麻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為肆無忌憚，使用毒氣殺人和焚燒人的行為變成了家常便飯。在那些罪犯寥寥數語的說明中可以看到，他們也把毒氣室和焚燒爐看做是日常生活，把他們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輕，把他們的肆無忌憚和冷漠無情視為一種像被注射了麻醉藥或喝醉了酒一樣的麻痺狀態。在我眼裡，那些被告人好像仍！日而且永久地被束縛在這種麻木不仁中，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已變成了化石。
當我對這種麻木不仁的共性進行研究時，當我不僅僅研究罪犯和受害者身上的麻木不仁，而且也對我們這些人——法官、陪審員、檢查官和記錄員，這些後來與此有關人員的麻木不仁進行研究時，當我把罪犯、受害者、死亡者、活著的人、倖存者和永垂不朽者相互進行比較時，我就感覺不舒服，過去感覺不舒服，現在仍然感覺不舒服。允許人們做這樣的比較嗎？當我在發言中做這樣的比較時，我雖然總是強調不應該抹殺罪犯是被迫去集中營還是自願去的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以及是他們自己在忍受痛苦還是給別人帶來痛苦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相反，我們應該特別強調這種區別的重要性，但是，我總是引火燒身——引起別人的震驚和憤怒，如果我的這種觀點不是針對其他人的指責所做出的一種反應，而是在他們尚未對我進行指責之前就提出來的話。我現在自問——當時我就已經開始對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應該如何對待屠殺猶太人的那段可怕的歷史觀？我們不應該認為我們能理解無法理解的事情，不應該去比較無法比較的事情，也不應該去詢問，因為詢問者本人把那可怕的過去變成了一種談話的題材。雖然他們對那可怕的過去毫不懷疑，但卻不把它視為駭人聽聞的奇恥大辱和彌天大罪。我們應該僅僅停留在這種恥辱感和負疚感上嗎？為什麼？我之所以這樣自問，不是因為我參加研究班時所擁有的那種清理和解釋過去的熱情在法庭審理期間消失殆盡了，但是，僅僅審判和懲罰少數幾個人，我們肇事者的後代也僅僅感到那段歷史是駭人聽聞的奇恥大辱和彌天大罪，就可以了嗎？
5
第二週，法庭宣讀起訴書。宣讀起訴書用了一天半的時間，使用了一天半的虛擬式。被告首先犯有……此外她犯有……再有她犯有……因此她觸犯了某條某款，此外她犯有這種罪行和那種罪行，她的行為是違法的和犯罪的。漢娜是第四名被告人。
這五名被告都是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營的女看守。克拉科夫是奧斯威辛的一個外圍集中營。一九四四年春，她們從奧斯威辛被派往那裡。她們是代替在一家工廠的爆炸中被炸死或者炸傷的女看守們。在那家工廠裡，集中營裡的女囚犯們要做工。指控之一是被告們在奧斯威辛的行為，不過，與另一項指控相比，這一指控又顯得不那麼重要了。我已不記得另一項指控是什麼了。它們與漢娜毫無關係而只涉及到另外幾位女看守嗎？難道與另一項指控相比對奧斯威辛的指控就不重要了嗎？或者它本身就不重要？一個在奧斯威辛呆過並由此而被捕的人卻不是因為他在奧斯威辛的行為而遭到指控，這不顯得令人難以容忍嗎？
當然了，這五名被告並不是那所集中營的頭頭。集中營有一名指揮官，一個警衛隊還有其他女看守。一天夜裡，囚犯們被趕著西行，途中遭到轟炸，大部分警衛隊的人和女看守在轟炸中喪了生，有幾位當天夜裡開了小差，而指揮官出發不久就逃得無影無蹤了。
那些囚犯在那天晚上的轟炸中本不該有任何人能活下來，但是還是有一對母女活了下來。那位女兒寫了一本關於集中營和那次西行的書，並在美國付樣。警察和檢查院不僅找到了這五名被告，而且還找到了幾位證人，西行隊伍在一個村子遭到轟炸時他們就住在那個村子裡。最重要的證人就是那位女兒和她的留在以色列的母親。女兒專程來到了德國。為了向她的母親取證，法庭、檢查官和辯護人去了以色列。那是審理過程中我唯一沒經歷到的一個片段。
最主要的一項指控是在集中營中進行的挑選。每個月大約有六十名婦女被送出奧斯威辛，同樣也有這個數目的婦女被送進來，這個數目不包括在這期間死掉的。所有的人都清楚，這些婦女在奧斯威辛將被殺掉，這些被送進來的都是在工廠裡木能再做工的。那是一家彈藥廠，儘管彈藥廠本身的工作並不繁重，但是在那家彈藥廠裡，婦女們幾乎沒做她們本該做的工作，而是要參加建築，因為年初的一次爆炸使工廠遭到嚴重破壞。
另一項重要指控涉及那個遭到轟炸的夜晚，一切都結束於那一夜。警衛隊和女看守們一起把好幾百號的女囚徒關在了一個村子的教堂裡。大部分村民已經逃離。沒有落下幾枚炸彈，轟炸的目標也許是附近的火車道，或者一座工廠，也許是在空襲一座大城市之後還剩幾枚炸彈，於是隨意亂投下一枚炸彈剛好擊中了警衛隊和女看守們過夜的牧師住宅，另一枚炸彈落到了教堂的塔上。起初是搭著了火，接著是教堂的房頂，然後教堂的全部屋樑火光沖天地塌陷到了教堂的裡面，於是，教堂裡面的全部椅子都開始著火。沉重的大門紋絲不動。那些被告完全可以把門開啟，但是她們沒有這樣做，那些被關在教堂裡的婦女都被燒死了。
6
法庭審理對漢娜來說糟得不能再糟了。在審問她個人情況時，她就沒給法庭留下什麼好印象。起訴書宣讀完之後，她要求發言，因為她認為有些事不屬實。審判長憤怒地駁回了她。他說，在刑事訴訟主要程式開始之前，她已有足夠的時間研究起訴書，而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現在人們已進入了主要程式，起訴書中起訴的事屬實不屬實，要由聽證來決定。聽證開始時，審判長建議放棄朗讀那位女兒寫的那本書的德文版本，因為有家德國出版社正準備出版此書，所有與此有關的人都已經人手一本草稿。審判長惱怒的目光注視著漢娜，他讓其辯護律師說服她，使她同意這樣做。漢娜不同意。她也不想接受那種認為她在一次初審中承認過她曾經拿到過教堂的鑰匙的說法。她說，她沒有拿過那把鑰匙，沒有人拿過那把鑰匙，根本就沒有開教堂的一把鑰匙，而是有好多把開好多門的鑰匙，它們都插在門外的鎖眼裡。但是，在一份審判員的審訊記錄中所記載的情況卻是另外一個樣子，那份記錄由她本人閱讀過並簽了字。她問人們為什麼要把這件事強加於她，但這絲毫無濟於事。她問得聲音不大，聽起來並不自以為是，但卻很固執。就像我感覺到的那樣，她感到困惑不解和無可奈何。她說人們強加於她時，並不是譴責他們這樣做違反了法律。但是，審判長先生卻是這樣理解的，而且反應強烈。漢娜的辯護律師急忙跳起來，熱心地為她辯護。當他被問到他是否想把人們對他的委託人的譴責據為己有時，他又坐了下來。
漢娜想要討個公道。她認為她被冤枉的地方，她就提出抗議；如果她認為別人對她的譴責公正的話，她也接受。她有時固執地抗議，有時心甘情願地承認，好像她要透過承認來獲得抗議的權利，或者透過抗議的方式來承認她正常情況下無法爭辯的事情。但是，她沒有注意到她的固執惹惱了審判長。她對前後關係沒有概念，對遊戲規則沒有概念，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表達方式都沒有概念，不知有罪或無罪，判刑或釋放往往取決於表達方式。為了彌補她的這種缺陷，她的辯護律師必須是個經驗豐富、沉著自信或者高人一籌的高手才行。或許漢娜不該那樣難為他，她明顯地表現出對他的不信任，但她沒有能選擇她所信賴的律師。她的律師是由審判長為她指定的，他有義務、有責任為她進行辯護。
有時漢娜也能取得某種勝利。我還記得對她在集中營裡挑選囚犯這一問題所進行的審訊。其他被告用某時某刻做了某事來否認參與了此事，漢娜卻心甘情願地承認參與了此事，但她說她不是惟一的一個，而是像其他人一樣，和其他人一起參與了此事。這樣一來，審判長就不得不逼問她。
“挑選是如何進行的？”
漢娜描述道，她們幾位女看守取得了一致意見，從她們六人所主管的同樣大小的範圍內，選出同等數目的囚犯，也就是說，每人選出十名，總共為六十名。但是，被選出的人數在低發病的情況下和高發病的情況下要有所木同。這樣，所有當班的女看守最後要一起決定誰該被送回去。
“你們當中沒有人迴避此事，您所講的包括所有的人嗎？”
“是的。”
“難道您不知道您是送那些囚犯去死嗎？”
“當然是知道的，可是新的要來，先來的必須要給後來的讓地方。”
“因為要騰地方，您是這樣說的吧：你，你，還有你就必須被送回去殺掉嗎？”
漢娜沒有弄明白審判長想以此問什麼問題。
“我有……我認為……要是您的話，您會怎麼做呢？”漢娜是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嚴肅問題提出來的。她不知道她該怎樣做，又能怎麼做。因此她想聽一聽看上去廣見多識的審判長該怎樣做。
一時，大廳裡鴉雀無聲。被告人向審判長提問題不合乎德國的刑事審判程式。但是，現在問題被提出來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等著審判長的回答。他必須回答，不能避開問題或者做非難性的評論或者用反問的方式拒絕回答。每個人都清楚，他自己也明白，我也明白了他做出惱怒的表情的詭計。惱怒的表情給他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在這副假面具的背後，他為自己回答問題贏得了一點時間，但是沒有太多的時間，他拖延的時間越長，人們的期待就越大，氣氛就越緊張，而他的回答就必須越好。
“有些事情人們根本就不該做，如果不去做不會要命的話，人們就必須迴避。”
假如他說漢娜或者他自己如何做，也許就足夠了。只談論人們必須做什麼，不允許做什麼和人們做什麼要付出什麼代價，這與漢娜提出的問題的嚴肅性不相符。她想知道的是處在她當時的情況下，她應該怎樣做，而不是有什麼事情人們不可以做。審判長的回答顯得無可奈何，毫無分量。在座的人都有同感。大家都很失望地深深地呼了口氣，驚奇地望著在某種程度上贏得了這場舌戰的漢娜。但是，漢娜本人仍在沉思。
“那麼，我要是……沒有……如果我不能在西門子公司報名呢？”
那不是向法官提出的問題。她在自言自語，她在猶豫不定地自問，因為她還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她在懷疑這個問題的正確性，在尋找它的答案。
7
漢娜有時固執己見地進行抗議，這使審判長大為惱火。同樣，她有時心甘情願地認錯，這也氣壞了其他被告。這無論是對她自己的辯護還是對她們的辯護都十分不利。
證明材料本來對被告有利。那倖存下來的母女和她們寫的書是第一項主要指控的推一證明材料。一個好的辯護律師，應該能夠在不抨擊母女證詞的情況下就能夠令人信服地駁回對那幾位被告參與挑選囚犯的指控。就這一點而言，證詞不精確，也不可能精確，因為畢竟還有一名指揮官、一個警衛隊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項層層下達的命令和任務，這樣，這些囚犯在這個等級制中就只是一個組成部分，他們也只能看清楚與這相關的部分。類似的情形在第二項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倆被關押在教堂裡，不能就外面所發生的事情做證。雖然被告不能找任何藉口，說她們當時不在現場，因為當時在那座村子裡生活過的那些證人與被告交談過，現在還記得她們，但是，這些證人必須要注意防止引火燒身，否則，人們會說，本來他們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來的。如果僅僅是那幾位被告在場的話，難道村民們就制服不了幾個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門開啟嗎？為了減輕那幾位被告和作為證人的他們自己的負擔，他們難道不必須站到被告這一邊來嗎？他們不會說當時他們都處在警衛隊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嗎？不會說因為警衛隊確實沒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幾位被告估計的那樣，他們為了搶救一座野戰醫院的傷員只是離開了很短的時間，不久就又回來了嗎？
當其他被告的辯護律師意識到像這樣的策略由於漢娜心甘情願地認錯而落空時，他們又換了一個策略。他們想利用漢娜認錯的主動性，把責任都推到她身上，以此減輕其他被告的罪行。辯護律師們很專業地不動聲色地這樣做著，其他被告以憤怒的譴責為其助威。
“您說過，您知道您是送囚犯去死，這只是說您自己，是嗎？您的同事們知道什麼，您不可能知道。您也許能猜測，但是卻不能最終斷定，不對嗎？”
問漢娜的是另外一位被告的辯護律師。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我們大家’，這樣說比說‘我’或說‘我自己’要容易得多，不對嗎？您，僅您一人，在集中營裡有被您保護起來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輕的姑娘，每過一段時間就換一位，有這麼回事吧？”
漢娜猶豫不決地說：“我相信，我不是淮一的一個…，
“你這個卑鄙下流說謊話的傢伙！你的心肝寶貝，那是你的，你一個人的！”另一位被一個油嘴滑舌。尖酸刻毒的悍婦，用一種慢得像母雞打咯咯的口吻說道。她顯然很惱怒。
“可能是這樣的吧，您說‘知道’的地方僅僅是您的猜想，而‘猜想’的地方是您的捏造吧？”’那位辯護律師搖著頭，好像對得到她的肯定的回答比較擔心。“所有在您保護之下的人，當她們令您感到厭倦時，您就會在下一批被送往奧斯威辛的人中把她送走，有沒有這回事？”
漢娜沒有回答。
“那是您特殊的、個人的選擇，難道不是這樣嗎？您不再想承認它了，您想把它隱藏在大家都做過的事情的背後。但是……”
“啊，天哪！”在接受聽證之後又坐到觀眾席上的那位女兒用手矇住了臉說，“我怎麼能把這件事給忘了呢？”審判長問她是否想補充她的證詞。她沒有等被傳呼到前面去，就站了起來在觀眾席的座位上講了起來。
“是的，她有心愛的人，總是年輕、體弱而溫柔的姑娘中的一位。她把她們保護起來，關照她們，不讓她們幹活，給她們安排較好的住處並在飲食上給予較好的照顧。到了晚上，她把姑娘帶到她那兒，姑娘們不允許說出她們晚上和她做了什麼。我們當時想，她和那些姑娘在一起……因為她們也都被送走，好像她用她們來滿足她自己的樂趣，然後又厭倦了她們似的。但事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有一天，有位姑娘還是說了出來。我們才知道那些姑娘是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地在為她朗讀。這要比她那樣……好得多，也比在建築工地幹活累得要死好得多。我一定是這麼想的，否則的話，我不會把這件事給忘掉的。但是，那樣確實好嗎？”她坐下了。
漢娜轉過身來望著我，她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我才意識到她早就知道我在這兒了。她只是看著我。從她的面部表情看，她既不是在請求什麼，也不是在追求什麼，更不是在保證或許諾什麼。我看得出來，她的心裡是多麼緊張，身體是多麼疲憊。她的眼圈是黑的，面頰兩邊從上到下各有一條我所不熟悉的皺紋，雖然還不太深，可是卻已像一條疤痕一樣。我在她的注視下臉紅了，於是她移開了目光，把它轉向法庭中的長椅子。
審判長想知道向漢娜發問的那位辯護律師是否還有問題要問被告。他想知道漢娜的律師是否還有問題要問。應該問她，我在想，問她選擇了體弱、溫柔的姑娘是否是因為她們反正承受不了建築工作，是否是因為她們總歸要被送往奧斯威辛，是否是因為她想使她們最後幾個月的日子過得好受一點。說呀，漢娜！說你是想使她們最後的日子過得好一點。說這就是你挑選體弱、溫柔姑娘們的原因，說不存在其他原因，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辯護律師沒有問漢娜，漢娜自己也什麼都沒有說。
8
那位女兒寫的關於她在集中營生活的那本書的德文版，在法庭審判結束後才出版。雖然在法庭審理期間已經有草稿，但是，只有與此案有關的人才能得到。我只好讀英文版的，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件非同尋常和頗為吃力的事情。運用一門尚未完全掌握的外語，總會讓人產生一種特有的若即若離、似是而非的感覺。儘管人們特別仔細認真地讀過那本書，但仍舊沒把它變為自己的東西。就像對書寫它的這門外語一樣，人們對它的內容也感到陌生。
多年以後，我又重讀了那本書，並且發現，這種距離感是書本身造成的。它沒能讓你從中辨認出任何人，也不使任何人讓你同情，包括那母女倆以及和她們一起在不同的集中營裡呆過，最後在奧斯威辛和克拉科夫遭受了共同命運的那些人。無論是集中營元老、女看守，還是警衛，他們的形象都不鮮明，以致人們無法褒貶他們的行為。書中充斥著我在前面已經描述過的那種麻木不仁。然而，在這種麻木不仁中，那位女兒並沒有失去記錄和分析事實的能力。她沒有垮下來，她的自憐和由此產生的自覺意識沒有使她垮下來。她活下來了，集中營裡的那幾年，她不但熬過來了，而且還用文學形式又把它再現了出來。她冷靜客觀地描述一切，描寫她自己v她的青春期和她的早熟，如果必要的話還有她的機智。
書中既沒有出現漢娜的名字，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聯想到或辨認出她。有時候，我認為書中的某一位年輕漂亮的女看守就是漢娜：執行任務時認真到喪盡天良的地步，但是，我又不能肯定。如果我仔細地對照一下其他被告的話，那個女看守又只能是漢娜。但是書中還有其他女看守。在一所集中營裡，那位女兒領教了一位被稱做“牡馬”的女看守的厲害，她年輕漂亮，俗盡職守，殘酷無情，**不羈，正是這些令作者回憶起了這個集中營裡這一位女看守。其他人也做過這種比喻嗎？漢娜知道這些嗎？當我把她比喻為一匹馬時，她是不是回想起了這些，因而觸及了她的要害？
克拉科夫集中營是那母女倆去奧斯威辛的最後一站。相比之下，到那裡算是改善。那兒的活雖然繁重，但是生活容易些，伙食好些，而且六個人睡在一個房間總也比上百號人睡在一間臨時搭建的木板房裡要好。房裡也暖和一些，女犯們可以從工廠回集中營的路上撿一些木材帶回來。人們恐怕被挑選出來，但是這種恐懼感也不像在奧斯威辛那樣嚴重。每個月有六十名女犯要被送回去，這六十名是從大約一千二百名中被挑選出來的。這樣一來，人們只需擁有一般體力就有希望繼續活二十個月，而且，人們甚至可以希望其體力超過一般水平。此外，人們也可以期望這場戰爭在不到二十個月的時間裡就會結束。
隨著集中營的被解散和囚犯的西遷，悲慘再次降臨。當時正值隆冬時節，冰天雪地。女囚們身上穿的衣服在工廠裡已是薄不可耐，在集中營裡尚能讓人承受，但是在冰天雪地裡就不足以抵寒了。她們的鞋子就更慘了，它們通常是用破布或報紙做的，這樣的鞋在站立和慢走時還能不散架子，但是在冰天雪地裡進行長途跋涉就不可能不散架子了。那些女人不僅僅要長途跋涉，她們常被驅趕著小跑。“向死亡進軍？”那位女兒在書中這樣問道並回答道，“不，是趕死，是向死亡飛奔！”許多人在路上就垮掉了，又有許多人在糧倉裡，或者在一面牆下過夜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一個星期之後，這些婦女中幾乎一半都死掉了。
教堂要比那些女囚此前的棲身之處——糧倉或牆下要好多了。在這之前，當她們經過被遺棄的庭院並在那過夜時，警衛隊和女看守們就分別佔據能住人的房間。但在這裡，一個正在被遺棄的村莊，看守們住進了教士住宅，而讓女囚們住進了一個比糧倉和牆角好得多的教堂裡。她們這樣做了。在村子裡她們甚至還得到了熱湯喝，好像結束這種痛苦不堪的生活變得有希望了。這些婦女就這樣入睡了。隨後不久炸彈就落了下來。教堂的塔尖在燃燒時，在教堂裡面只能聽得見燃燒聲卻看不見火焰。塔尖坍塌並砸到屋架後，又過了幾分鐘才看得見火光，隨後火焰也一點一點地躥了進來，點燃了衣服。燃燒著的房梁掉下來點燃了座椅和佈道壇。屋架很快塌人大堂，一切都熊熊燃燒了起來。
那位女兒認為，如果那些女人馬上齊心協力地砸開其中的一扇門的話，她們還是可以得救的。但是當她們明白過來，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什麼事將要發生，以及沒人給她們開門時，為時已晚。當擊中教堂的炸彈把她們驚醒時，正值漆黑的夜晚，有好一會兒工夫，她們只聽得見塔頂上的一種令人奇怪和驚恐雜音。為了能更好地聽清楚、弄明白那雜音是怎麼一回事，她們都屏住了呼吸。那是火焰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音，火光時而在窗後閃爍，那是投在她們頭頂上的炸彈，那意味著大火由塔頂蔓延到了房頂，女人們直到屋架上的火焰明顯地看得見的時候，才意識到這些。她們一旦意識到了這些，就開始大喊大叫，她們驚慌失措呼喊救命，向大門衝去，一邊叫喊，一邊拼命地搖撼和捶打著大門。
當燃燒的房頂轟轟隆隆地塌到教堂裡面時，教堂裡面的牆皮脫落下來使火勢更旺，就像一座壁爐一樣。大多數女人並不是窒息而死，而是被熊熊燃燒的大火給活活燒死的。最後，大火甚至燒透、燒紅了教堂的鐵皮大門，不過那是幾個小時之後的事情了。那母女倆能活下來，完全是僥倖。當那些女人陷入驚慌失措時，她們也在其中。由於實在無法忍受，她們逃到了教堂的廊臺上。儘管她們在那兒離火焰更近，但是這無所謂，她們只想單獨待著，遠離那些吱哇亂叫的、擠來又擠去的、渾身上下著火的女人。廊臺上很狹窄，狹窄到燃燒著的房頂都沒有觸及到它。母女倆緊緊地挨在一起，站在牆邊，看著。聽著那大火的肆意燃燒。就是第二天她們都不敢走下臺階來，不敢走出去。夜幕降臨後，在黑暗中又擔心害怕摸不到臺階，找不到路。在第三天的黎明時分，當她們從教堂裡走出來時，遇到了幾位村民。村民們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地凝視著她們而說不出話來。他們給了她們衣物和食物，然後讓她們逃走了。
9
“您為什麼不把門開啟？”
審判長一個接一個地向每個被告都提出同樣的問題，每個被告都給予了同樣的回答：她們無法開啟。為什麼？有的說，當炸彈擊中教士住宅時，她受傷了。有的說，她被轟炸嚇得呆若木雞。有的說，在轟炸之後，她要照料受傷的警衛隊員和其他受傷的女看守，她把她們從廢墟中救出來，為她們包紮，護理她們。有的說，她沒有想到教堂，她不在教堂附近，沒有看到教堂著火，也沒聽見從教堂裡傳來的呼救聲。
審判長一個接一個地警告她們：報告讀上去可全不是這麼回事。這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一種謹慎表達方式。如果說從納粹黨衛隊的檔案裡發現的報告所記載的是另外一回事；那就錯了。但報告讀上去的確是另一番情形。報告裡指名道姓地提到誰在教土住宅裡被炸死了，誰受了傷，誰把傷員用貨車送到了一家野戰醫院，還有誰乘坐軍用吉普車陪送。報告提到，女看守們被留了下來，目的是讓她們等候大火燒盡，防止火勢蔓延和阻止囚犯們趁火逃跑。報告中也提到了囚犯們的死亡。
被告們的名字不在名單裡面，這說明她們屬於留下來的女看守之列。既然把女看守們留下來是為了阻止囚犯們逃跑，這說明從教士住宅搶救傷員並把他們送到野戰醫院的工作還沒有全部結束。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那些留守下來的女看守讓教堂裡的大火肆意瘋狂地燃燒，並堅持不開啟教堂的大門。在那些被留下來的女看守中間，正如從報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樣，有這幾位被告在內。
不，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被告們一個接著一個地這樣說。他們說那篇報告是錯的。報告裡講，被留下的女看守的任務是阻止火勢的蔓延，只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到那篇報告的荒謬。她們怎麼能來完成這項任務。這是胡說八道，而且另外的一項任務，即阻止囚犯趁火逃跑，同樣也是胡說八道。阻止逃跑？好像她們不必要照料自己人了似的，也好像不能去照料囚犯了似的，好像沒有任何人可以跑掉似的。不！那篇報告把她們那天晚上的所作所為，她們的功績和所遭受的痛苦，完全顛倒了。怎麼會有這樣一篇如此錯誤的報告？她們也都自稱不知道。
輪到那位慢條斯理、尖酸刻毒的被告人時，她說她知道。“您問她吧！”她用手指著漢娜說：“是她寫的那篇報告，她有罪，只她一人有罪，她在報告中隱瞞了自己而想把我們扯進去。”
審判長就此問了漢娜，不過，那是他的最後的問題。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您為什麼沒有把門開啟？”
“我們在……我們要……”漢娜在尋找答案，“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幫助他們才是。”
“你們不知道該怎樣幫助他們才是？”
“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死掉了，一些人開小差了。他們說，他們要把傷員送往野戰醫院，然後再返回來。但是他們心裡明白他們不會再回來了，我們對此也十分清楚。也許他們根本就沒去野戰醫院，傷員們的傷勢並非十分嚴重。他們還說，傷員需要地方，他們正好沒有什麼東西……正好不願帶著這麼多的女人一起走，否則我們也一起走了。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兒。”
“您都幹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該做什麼，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教士住宅起火了，還有教堂的塔頂。男人們，還有小汽車開始時還都在，隨後他們就離開了。轉眼之間只剩下我們和教堂裡的女囚。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武器，但是我們不會用。假使我們會用它們的話，這對我們幾個女人來說又能幫上什麼忙呢？我們該如何看守住這麼多的女囚呢？走起路來長長的一列，就是緊湊一起也夠長的，看守這樣長的隊伍，需要比我們這幾個女人多得多的人力。”漢娜稍稍停頓了一下，“然後她們開始喊叫起來，而且越來越嚴重。如果我們此時把門開啟讓所有的人都跑出來的話
審判長等了一會問：“您害怕嗎？您害怕被囚犯們戰勝嗎？”
“囚犯會把我們……不，不會。但是，我們怎樣才能使她們重新就範呢？那一定會亂作一團的，我們一定對付不了這種局面，而且一旦她們企圖逃跑的話…·”
審判長又等了一會兒，但是，漢娜沒有把那句話說完。“您害怕一旦逃跑的事情發生，您會被捕，會被判決，會被槍斃嗎？”
“我們當然不會輕易地讓她們逃跑的，我們就是幹這個的……我的意思是我們一直都在看守她們，在集中營，在行軍的路上。我們看守她們的意義所在正是不讓她們逃跑。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知道如何做是好，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囚犯在後來的日子裡能活下來。已經死了那麼多了，剩下這些活著的也已經如此虛弱……”
漢娜注意到，她所說的事情無助於事，但是她又沒別的可說。她只能盡力而為他說好她所要說的事情，更好地去描述，去解釋。但是她說得越多，事情對她就越糟糕。由於她感到進退維谷，就又轉向了審判長問道：
“要是您的話會怎麼做呢？”
但是，這一次她自己也知道她不會得到回答。她不期待回答，沒有人期望得到一個回答。審判長默不作聲地搖著頭。
不是人們對漢娜所描述的那種不知所措和無助的情形無法想象。那個夜晚的情景：寒冷，冰雪，大火，教堂裡女人的喊叫，那些曾命令她們和陪同她們的人的逃之夭夭。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囚犯放出來該會是什麼樣子呢！但是，認為當時這些被告的處境確實很難就可以相對減輕她們的罪責嗎？人們就可以對她們的行為不那麼感到震驚了嗎？就可以把它看做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裡，在一條人煙稀少的道路上發生的一場造成人員傷亡的車禍，而認為人們在這種情況下本來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者，這是不是反映了我們都應該擔負的兩種責任之間的矛盾呢？人們可以這樣做，但是人們不願意去想象漢娜所描述的情景。
“報告是您寫的嗎？”
“我們在一起商量了該寫什麼，我們不想把責任都推到那些開小差的人的身上，但是我們也不想把責任都攬到我們自己身上。”
“您說，你們一起商量了。誰執的筆呢？”
“稱！”另外的那位被告又用手指著漢娜。
“不，我沒有寫。誰寫的，這重要嗎？”
一位律師建議請一位鑑定專家對報告的字型和被告人史密蘭女士的字型進行比較鑑定。
“我的字型？您想要我的字型……”
審判長、那位律師還有漢娜的辯護律師在討論了一個人的字型超過十五年之後是否還能保持它的同一性，是否還能讓人辨認出來。漢娜注意聽著，幾次想插話說什麼，或者要問什麼，越來越坐立不安。最後她說：“您不需要請鑑定專家，我承認報告是我寫的。”
10
我對每天都自願參加的研討會沒有留下什麼記憶，即使我回憶法庭的審理情形，也記不起來我們都做了哪些科學的整理工作，我們就什麼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們想要知道什麼，那位教授都教了我們什麼。
但是，我卻記得那些週日。在法庭的那些天，使我對大自然的色彩和氣息產生了新的渴望。在節假日和星期六，我把在學習中所落下的課程儘可能都補上了，這樣，在做課堂練習時，我至少能跟得上，也能完成本學期的學分。星期天，我總是出去。
聖山，米西爾教堂，彼斯麥塔，哲學家之路，河岸，一個星期天接著一個星期天，我走的路線僅有很小的變動。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我所看到的大自然足以用豐富多彩、變化無窮來形容。深綠色的萊茵平原有時處在熱氣中，有時在雲霧中，有時在雷雨烏雲中。在森林裡，當陽光照耀時可聞得花香，聞得果甜；當雨水四濺時可噴得到泥土的氣息，嗅得到去年新落下的樹葉的味道。我一點不需要也不尋找比這更多的多樣性。行程一次比一次遠些，下次度假的地方通常是上次度假時發現並喜歡的地方。有好長一段時間，我認為我應該更大膽一些，應該強迫自己去錫蘭、埃及和巴西，不過，我還是去了我所熟悉的地區，為的是加深對舊地的瞭解。在這些地方我看到的更多。
在森林裡，我又發現了我揭開漢娜祕密的地方。那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地方，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沒有別具一格的樹木或懸崖峭壁，沒有什麼非同一般的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和那片平原的視角，沒有什麼會促使你產生意想不到的聯想。在週而復始他對漢娜進行思考後，我竟產生了一種想法，我追蹤了這個想法，最後也得出了結論。真是筋疲力盡之時，也正是柳暗花明之日。這種情況隨處可見，或者至少在這種情況下隨處可見：你對一個環境或一種情況非常熟悉，以至於凡是你感受到並接受了的、令你驚訝的東西，都不是來自外部世界，而是產生於內心。我得出結論的過程就像一個人走在一條路上，先爬上陡峭的山坡，再穿越馬路，再經過一個泉井，然後穿過一片森林：先是古老的、遮天蔽日的參天大樹，之後才是明亮的小樹叢。
漢娜既不會讀也不會寫。
所以她才讓人給她朗讀，所以在我們騎車旅行時，才讓我承擔讀寫的任務，所以當她那天早上在旅館裡發現我的字條時，才大發雷霆——她猜測出了字條的內容和我的期待，害怕自己出醜，所以她才逃避了有軌電車公司對她的提升——作為售票員，她可以掩飾她的弱點，如果被培訓當司機，那她的弱點將暴露無遺，所以她才回避了西門子公司對她的提升而做了一名女看守，所以為了避免和鑑定專家對質，她承認了那篇報告是她寫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她才在法庭上拼命地爭辯嗎？因為她既不能讀那位女兒寫的那本書又不會看控告詞，她才看不到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併為此做相應的準備嗎？也正因為如此她才把受到她特殊照顧的人送往奧斯威辛嗎？是因為她怕她們發現她的弱點而想殺人滅口嗎？也正是因為如此她才把那些體弱者納入她的保護之下嗎？
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嗎？她為自己既不會讀也不會寫而感到羞恥，所以她寧願讓我感到莫名其妙也不願自己出醜，這個我能理解。我對由於羞恥而去迴避、拒絕、隱瞞、偽裝並傷害他人的這些行為有親身體會，但是，漢娜在法庭上和集中營中的所作所為是因為她對不會讀寫感到可恥嗎？她認為做一個文盲比做一名罪犯更丟臉嗎？她比暴露自己是個罪犯更害怕暴露自己是個文盲嗎？
當時和從那時以來，我經常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漢娜的動機是害怕暴露自己，那為什麼不暴露自己是一個無害的文盲而要暴露自己是個可怕的罪犯呢？或許她認為什麼都不暴露就能矇混過關嗎？她這麼愚蠢嗎？她這麼愛虛榮，這麼邪惡嗎？為了避免暴露就去做罪犯嗎？
當時和自那時以來，我總是拒絕這樣想。不，我對自己說，漢娜沒有想去犯罪。她沒有接受西門子公司對她的提拔，而不自覺地決定做了女看守。木，她沒有因為她們為她朗讀過就把那些溫柔體弱的人送往奧斯威辛。她特別把她們挑選出來為她朗讀，是因為她想使她們在被送往奧斯威辛以前的最後幾個月的日子過得好一點。木，在法庭上，漢娜沒有在暴露自己是文盲還是暴露自己是罪犯之間進行斟酌。她並沒有三思而後行，她的行為舉止缺少策略性。她寧可被繩之以法，也不願暴露自己是文盲。她進行的鬥爭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義。那是個可悲的真理、可憐的正義，因為她總要偽裝自己，因為她從未開誠佈公過，從未完全自我過。不過，那是她的真理和正義，為此而進行的奮鬥是她的奮鬥。
她必須要使出全身解數來。她不僅僅在法庭上要爭要鬥，她必須要永遠奮鬥，其目的不是為了向世人顯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掩飾她不能做的事情。這是一種其起步意味著節節敗退，而其勝利隱藏著失敗的生活。
漢娜離開我家鄉時的處境和我當時對它的想象之間存在分歧，這種分歧不同尋常地觸動著我。我曾十分肯定她是被我趕走的，因為我曾經背叛和否認過她。她離開了有軌電車公司確實逃避了一次暴露。不過，我沒有把她趕走的這一事實，絲毫沒有改變我背叛了她的這一事實。這就是說，我仍舊負有責任。如果說我沒有什麼責任的話，是因為背叛一名罪犯不必負什麼責任；如果說我負有責任，是因為我曾經愛上過一個罪犯。
11
由於漢娜承認那篇報告是她寫的，其他被告就可以輕鬆地出牌了。她們說，凡漢娜一個人處理不了的事情，她就逼迫、威脅和強迫其他被告一起做。她把指揮棒攬在自己手裡。她既執筆又代言，她總是做最後決定。
對此，做證的村民既不能證實又不能反駁。他們看見那熊熊燃燒的教堂被許多穿制服的女人看守著，門沒有被開啟。這樣，他們自己也不敢去開門。當她們第二天早上開拔時，他們又遇見了她們，而且在這些被告中又認出了她們。但是，由於只是在晨窿中相遇，哪位被告是發號施令者，是否真的有哪位被告在發號施令，他們也說不清楚。
“但是你們不能排除這位被告做了決定吧！另一位被告的辯護律師指著漢娜說。
他們不能排除，他們怎麼能排除！看到其他被告明顯地更年老，更疲倦，更膽小和更痛苦，他們也不想排除這種可能性。相比之下，漢娜就是個頭頭。除此之外，有個頭頭存在也減輕了村民們的負擔。他們在一夥嚴厲的、有領導的女人面前沒有伸出援助之手總比在一幫不知所措的女人面前而沒有伸出援助之手要好得多。
漢娜繼續抗爭著，對的她就承認，錯的她就反駁。她的反駁越來越困惑，越來越暴躁，她的聲音不大，但其厲害程度令法庭感到驚訝。
最後，她放棄了爭辯，只是在被問到對她才說話。她的回答簡短扼要，有時候甚至漫不經心。好像為了讓人更明顯地看出她已經放棄了，她現在說話時也不站起來。審判長也驚訝地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法庭審理剛開始時，審判長曾多次對她說過不必站起來，她可以坐著講話。有時候我會有一種感覺，覺得法庭在審理接近尾聲時已經厭戰了，想盡早把事情了結，大家都已經心不在焉，都想在經過幾周對過去的審理後再回到現實中來。
我也感到厭倦了，但是我卻不能把事情置於腦後。對我來說，審理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起初，我是一名聽眾，突然之間我變成了參與者、一同遊戲的人和共同決策者。我並沒有去尋找和選擇這一新的角色，但是我卻得到了它，不管我願意與否，不管我是採取了主動還是被動。
如果我能做什麼的話，我也只能做一件事。我可以去找審判長，對他說漢娜是個文盲，她並非如其他人所說的那樣是個主角並負有主要責任。她在法庭上的言談舉止並不能說明她特別固執己見、不理智或者厚顏無恥，而只能說明她對其控告詞和那本書事前缺乏瞭解和認識，也是由於她缺乏戰略戰術意識的結果。這對她為自己辯護極為不利。她雖然負有責任，但是她所負的責任並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樣重大。
也許我的話不能令審判長信服，但是，我會促使他去思考，去調查研究。最終結果將證明我是對的。漢娜儘管將受到懲罰，但是她的罪責將會減輕。她儘管要坐牢，但是會早些時候被放出來，會早些時候重獲自由。她的爭辯難道不正是為了這些嗎？
是的，她是為此而抗爭的，但是她不願為了獲得成功而暴露出自己是個文盲，她不想為此付出代價。她也不會願意我為了她在監獄裡少呆幾年而出賣她。她可以自己討價還價，但她沒有那樣做，說明她不想那樣做。對她來說，為了她的自我價值蹲幾年監獄也值得。
但是，這對她來說真的值得嗎？她從這種虛偽的、束縛她的、令其喪失活力的、使其無法施展才能的自我價值中能得到什麼呢？如果把用於掩飾真實謊言的精力用於學習，她早就能學會讀和寫了。
當時，我曾試著與朋友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你設想一下，有人想毀掉自己，故意毀掉自己，你就是能挽救他，可你將挽救他嗎？你設想一個手術，病人服用了連麻藥都無法相比的毒品，但他又恥於向麻醉師開口講他服用了毒品，在這種情況下，你能告訴麻醉師真相嗎？你設想一次法庭審理案，有一名被告將會受到懲罰，他是個左撇子，但是他為此感到羞恥。如果他不講出自己是一個左撇子，因而不能完成一個用右手實施的行為，你能對法庭說明此事嗎？你設想一下，某人是一名同性戀者，作為同性戀他不會於某種行為，可是他又恥於做一名同性戀者而不說明真相。這不是人們是否應該恥於做一名左撇子或做一名同性戀者的問題，您想一想，這是被告為自己感到羞恥的問題。
12
我決定和我父親談談，不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無話不談。我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既不能把他的感情告訴我們這些孩子，又不能接收我們帶給他的感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猜想在這種互不通氣的行為背後蘊藏著豐富的、沒有發掘的寶藏。但是後來我懷疑那兒是否真的有什麼東西。也許他年輕時有過豐富的感情，但是沒有表達出來，天長日久這種感情就變得枯萎，就自消自滅了。
然而，正是由於我們之間存在著距離我才找他談。我找的談話物件是一位哲學家，他寫過有關康德和黑格爾的書，而且我知道書中寫的是有關道德問題。他也應該有能力就我的問題和我進行抽象的探討，而不是像我的朋友們那樣只舉些空洞的例子。
如果我們這些孩子想和父親談話的話，他像對待他的學生一樣與我們預約時間。他在家裡工作，只是在有他的講座和研討課時才去大學。想要和他談話的同事和學生都到家裡來。我還記得學生們排著長隊靠在走廊的牆上等著，有的閱讀點什麼，有的觀賞掛在走廊裡的城市風景圖，也有的同學呆呆地東張西望。他們都沉默不語，直到我們這些孩子打著招呼穿過走廊時才回以一個尷尬的問候。我們與父親約談當然不必在走廊裡等候，但是，我們也要在約定好的時間去談，敲門後讓進去時才能進去。
我見過父親的兩個書房。第一個書房，也就是漢娜用手指巡摸書脊的那間，它的窗戶面向街道，對面有房屋。第二個書房的窗戶面向萊茵平原。我們六十年代初搬進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山坡上面，面向城市。當我們這些孩子長大以後我的父母仍舊住在那兒。這處房子的窗戶和那處房子的窗戶一樣不是外凸式的，而是內凸式的，彷彿是掛在房間裡的一幅畫。在我父親的書房裡，書籍、紙張、思想、菸斗和香菸冒出的煙相互交織在一起，足使外來的人產生各種各樣的壓抑感。我對它們既熟悉又陌生。
我父親讓我把問題全盤兜出，包括抽象描述和舉例說明。“與法庭審判有關，對嗎？”但是他搖著頭向我示意，他並不期待得到回答，也不想逼迫我和不想知道我自己不想說出的事情。這之後，他坐著沉思起來，頭側向一邊，兩手扶著椅子的扶手。他沒有看著我，我卻仔細地打量著他，他的滿頭銀髮，他的總是颳得很糟糕的胡腮以及他那從鼻樑延伸到嘴角和兩眼之間的清晰的皺紋。我等著。
當他講話時，他先把話題拉得很遠。他教導我如何對待人、自由和尊嚴；他教導我把人當做主體對待，不允許把人當做客體來對待。“你還記得你小時候媽媽教你學好時你是如何大發雷霆的嗎？把孩子放任到什麼程度，這的的確確是個問題。這是個哲學問題，但是哲學不探討孩子問題，哲學把孩子們交給了教育學，可孩子們在教育學那兒也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哲學把孩子們遺忘了。”他看著我笑著，“把他們永遠忘記了，不是偶爾把他們忘記了，就像我偶爾把你們忘記了一樣。”
“但是…”
“但是在成人身上，我也絕對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把別人認為對他們有好處的東西置於他們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之上。”
“‘如果他們後來對此感到很幸福的話，這樣做也不行嗎？”
他搖著頭說：“我們談論的不是幸福而是尊嚴和自由。當你還是個小孩子時就已經知道它們的區別了。你媽媽總有理，這並沒有讓你從中得到安慰。”
現在我很願意回想和父親的那次談話。我已經把它忘記了，直到他去世後，我才開始在沉睡的記憶中尋找我與他的美好會面和美好的經歷及美好的感受。當我找到它時，我驚奇不已地思考著它，它使我非常幸福。當時，父親把抽象的東西和形象逼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這使我最初感到很困惑，但是，我最終還是按他所說的去做了，我不必去找審判長談話，我根本不允許自己找他談話。我感到如釋重負。
我的父親看著我說：“你這樣喜歡哲學嗎？”
“還可以。我不知道人們在我描述的上述情況下是否應該採取行動。如果人們必須採取行動卻又不允許行動的話，我想，對此我會感到非常不幸。現在我感到……”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感到輕鬆？感到安慰？感到愉快？這聽上去不道德和不負責任。我現在感覺不錯，這聽上去既道德又負責任，但我不能說我感覺不錯，而且感到比卸下重負還好。
“感覺不錯嗎？”我父親試探著問。
我點點頭，聳聳肩。
“不，你的問題不會有愉快的解決辦法。當然了，如果你所描述的情況是一種責任重大的情況的話，人們就必須要採取行動。如果一個人知道怎樣做對其他人有好處，但他卻閉上了眼睛，視而不見，這時，人們就必須努力讓他睜開眼睛，正視此事。人們必須讓他本人做最後的決定，但是人們必須和他談，和他本人談，而不是在他背後和其他什麼人談。”
和漢娜談？我該和她說什麼呢？說我識破了她的生活謊言？說她正在為這個愚蠢的謊言而犧牲她的整個一生？說為了這個謊言而犧牲不值得？說她應該爭取儘量減少蹲監獄的年限，以便在出獄之後能開始更多的生活？到底該說什麼呢？說到什麼程度？她應該怎樣重新開始她的生活呢？我不為她展示一個生活遠景就能讓她拋棄她的生活謊言嗎？我不知道什麼是她的生活遠景，我也不知道我該如何面對她和該說什麼，說她在做了那些事情後，她生活的近期和中期遠景就是該坐牢？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她，也不知道到底該說些什麼。我真的不知道該怎樣面對她。
我問我父親：“如果人們不能跟他交談的話，那該怎麼辦呢？”
他懷疑地看著我，我自己也知道這個問題已經離題了。這不存在什麼道德問題，而是我必須做出決定的問題。
“我無法幫助你。”我父親說著站了起來，我也站了起來。“不，你不必走，我只是背痛。”他彎曲地站著，雙手壓著腰。“我不能說，不能幫助你，我感到遺憾，我的意思是說，當你把我作為哲學家向我求教時。作為一名父親，我不能幫助自己的孩子，這簡直令我無法忍受。”
我等著，但是他不再往下說了。我發現他把這事看得無足輕重。我知道，他什麼時候應該對我們多加關心和他怎樣才能更多地幫助我們。隨後我又想，他自己也許也清楚這個，而且的確感到難以承受，但是，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對他說什麼了。我感到很尷尬，而且覺得他也很尷尬。
“好吧，以後……
“你以後可以隨時來。”父親看著我說。
我不相信他的話，可我還是點點頭。
13
六月，法官們去了以色列，為期兩週。那裡的聽證用不了幾天，但是法官和律師們把公務和遊耶路撒冷、特拉維夫、內蓋夫及紅海結合了起來。這是一次公私兼顧的度假，費用自然也不會有問題。儘管如此，我認為這不正常。
我計劃把這兩週完全用於學習，但是，事情並未按我所設想的那樣進行。我無法集中精力學習，無法集中精力聽教授們講課，無法集中精力看書。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開小差，我浮想聯翩。
我看見漢娜站在熊熊燃燒的教堂旁，表情僵硬，身著黑色制服，手執馬鞭。她用馬鞭在雪地裡畫著小圓圈，然後用長統靴一腳踢開。我看見她怎樣讓人為她朗讀，她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提問題，不做評論。當朗讀的時間結束時，她便告訴她的朗讀者，明天她將被送往奧斯威辛。那位瘦弱的、頭上長出黑色頭巷、眼睛近視的寵兒開始哭泣起來。漢娜用手敲敲牆壁，隨後進來兩位也穿著有條紋衣服的女囚犯，她們便把那位朗讀者生拉硬拖出去。我看見漢娜沿著集中營的路走著，進了囚犯們住的臨時搭建起來的木板房，監督她們幹活。她帶著同樣僵硬的表情、冷酷的目光、微薄的嘴脣做著這一切。囚犯們突然低下頭，彎腰屈背地幹活，躲避到牆邊，躲進牆裡，恨不得消失在牆壁裡。有時候囚犯被集合起來，來回跑步，或練習列隊行走。漢娜站在她們中間，喊著口令。她喊叫口令時的表情醜陋難看，手中的馬鞭令其更難看。我看見教堂的塔頂坍塌到教堂的房頂上，火光沖天。我聽見女人們絕望的呼救聲。我看見第二天早上被燒燬的教堂。
除了這個情景之外，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個在廚房裡穿長統襪的漢娜，那個在浴缸旁拿著浴巾的漢娜，那個騎著腳踏車、裙子隨風飄舞的漢娜，那個在我父親書房裡的漢娜，那個在鏡子前跳舞的漢娜，那個在游泳池向我這邊張望著的漢娜，那個聽我朗讀、與我交談、喜歡我、愛我的漢娜。當這些情景雜亂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時最為糟糕。漢娜的形象還有：那個長著薄薄的嘴脣的、愛我的和那個目光冷酷的漢娜，那個默不作聲聽我朗讀的和那個在朗讀結束時用手敲擊牆壁的漢娜，那個與我交談和那個問我做鬼臉的漢娜。最糟糕透頂的是那些夢，夢境中，那個冷酷無情、專橫跋扈、粗暴殘酷的漢娜竟然引起了我的性慾。我帶著渴望、羞愧和憤恨從夢中醒來，我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何許人。
我知道，那些幻想已經落入微不足道的俗套，它對我所熟悉、所認識的漢娜來說不公平。不過它還是很有威力的，它破壞了我心目中的漢娜形象，使我總是聯想起漢娜在集中營的情景。
當我現在回想當年的情景時，我發現，能讓人具體地想象集中營生活和謀殺情景的直觀形象是多麼少。我們知道奧斯威辛刻有銘文的大門、多層的木板床及成堆的頭髮、眼鏡和稻子。我們知道比肯瑙集中營帶燎望塔的大門、側廊和火車通道。我們知道貝爾根一貝爾森集中營由盟軍在解放這個集中營時發現並拍攝下來的屍山圖片。我們知道為數不多的幾篇由囚犯寫的報道，但是，許多報道是戰後不久出版的。這之後，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有這類報道出版發行。戰後到八十年代這期間，這類報道不屬出版社的出版發行專案。今天有這麼多的書和電影存在，這樣，集中營的世界就變成了我們大家共同想象的世界的一部分，集中營的世界使我們共同擁有的現實世界變得完整起來。世界充滿想象。自從電視系列片《大屠殺》和電影故事片如《索菲姬的抉擇》，尤其是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上映以來，想象力開始在世界上活躍起來，想象不僅僅限於現實，而且還給它添枝加葉。這之前，人們的想象力幾乎是靜止的，人們認為在集中營裡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孽不適於活躍的想象力。從盟軍拍攝的照片和囚犯們寫的報道中，人們聯想到一些情景，這些情景反過來又束縛了人們的想象力，使它們變得越來越僵化。
14
我決定去奧斯威辛看看。假使我今天做了決定明天就可以動身去的話，那我也就去了。但是，得到簽證需要幾周的時間。這樣一來我就去了阿爾薩斯地區的斯特魯特侯夫。那是最近的一個集中營。我從未看過任何一個集中營。我要用真實驅逐腦中的先人之見。
我是搭車去的，還記得在搭乘卡車的一段路上，司機一瓶接一瓶地灌著啤酒；也記得一位開賓士車的司機，他戴著白手套開車。過了斯特拉斯堡之後，我的運氣不錯，搭的汽車是駛向舍爾麥克的，一個離斯特魯特侯夫不太遠的小城市。
當我告訴了司機我要去的具體地方時，他不說話了。我瞧了他一眼，但是從他的臉上我看不出來他為什麼從生動活潑的交談中突然默不作聲了。他中等年紀，細長的臉，右邊的太陽穴上有塊深紅色的胎痣或烙印，一架黑髮整齊的流向兩邊。他看上去好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道路上。
延伸到我們面前的福戈森山脈是一片丘陵。我們穿過了一片葡萄園，來到一個開闊的、緩緩上升的山谷。左邊和右邊的斜坡上是針葉松和落葉松混長的森林，偶爾路過一個採石場，或一個用磚圍砌起來的、帶有折頂的廠棚，或一家養老院，或一處大型別墅——那裡許多小尖塔林立於參天大樹之中。有時，我們沿鐵路線而行，鐵路線時而在左邊，時而在右邊。
沉默之後，他又開口了，他問我為什麼要去參觀斯特魯特俱夫。我向他講述了審訊過程和我對直觀形象的匱乏。
“啊，您想弄明白，人們為什麼能做出那麼恐怖的事情。”他的話聽上去有點嘲諷的口吻，但是，這也許僅僅是聲音和語言上的地方色彩。沒等我回答，他又接著說：“您到底想弄明白什麼呢？人們之所以殺人有時是出於狂熱，有時是出於愛，或者出於恨，或為了名譽，或為了復仇，您明白嗎？”
我點點頭。
“有時是為了財富去殺人，有時是為了權力，在戰爭中，或者在一場革命中都要殺人，這您也明白嗎？”
我又點點頭：“但是…、··”
“但是，那些在集中營被殺死的人對那些殺害他們的人並沒做過什麼，對嗎？您想說這個嗎？您想說不存在憎恨和戰爭的理由嗎？’”
我不想再點頭了，他所說的沒錯，但是他說話的口氣不對。
“您說得有道理，不存在戰爭和憎恨的理由，劊子手恨不恨他要處死的人，都要處死他。因為他這樣做是按命令列事？您認為，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被命令這樣做嗎？您認為我現在在談論命令和服從命令嗎？在談論集中營的警衛隊得到命令和他們必須要服從命令嗎？他鄙視地笑了起來，“不，我不是在談論命令和服從命令。劊子手沒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處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們報仇雪恨。殺死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擋了他的路或者對他進行了威脅和進攻。他們對他來說完全無所謂的，他們對他來說如此地無所謂，以致他殺不殺他們都一樣。”
他看著我說：“沒有‘但是’嗎？您說，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不可以這樣無所謂。您連這個都沒學過嗎？沒學過要一致顧臉面？顧人的尊嚴？生命算什麼？”
我被激怒了，但又束手無策。我在搜尋一個詞，或一句話，一句能讓他啞口無言的話。
“有一次，”他接著說，“我看到一張槍殺俄國猶太人的照片。猶太人一絲不掛地排著長隊在等著，有幾位站在一個坑的邊上，他們身後是手持步槍向他們頸部開槍射擊計程車兵。這事發生在一座採石場。在猶太人和土兵的上方，有位軍官坐在牆上的隔板上，蹺著二郎腿，吸著一支香菸。他看上去有點悶悶不樂，也許槍殺進行得還不夠快。但是，他還是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甚至輕鬆愉快，也許因為白天的活總算要幹完了，而且很快就要下班了。他不恨猶太人，他本是……”
“那是您吧？是您坐在牆上的隔板上，還……”
他把車停下了，臉色蒼白，太陽穴上的股清在亂跳。“滾下去！”
我下了車，他調轉車頭的方式使我不得不急忙躲閃。直到下幾個拐彎處，我仍能聽見他。然後一切才平靜下來。
我走在上坡的路上，沒有來往的汽車從我身邊開過。我聽得見鳥鳴和樹木的風聲，有時還有涓涓的溪水聲。我鬆了口氣。一刻鐘之後，我到了集中營。
15
我不久前又去了那兒一次。那是一個晴朗又寒冷的冬日。過了舍爾麥克，森林披上了銀裝，大地被皚皚白雪覆蓋。集中營是一塊狹長的場地，地處下斜的山坡梯地上，在耀眼的陽光照射下一片白茫茫。從那兒可眺望到遠處的福戈森山谷。二層或三層的監視塔上面的和一層的木板房上面的被漆成藍灰色的木頭與皚皚白雪形成了一個和諧的對照。當然了，那裡少不了有用鐵絲網圍成的大門，門上面掛著“斯特魯特侯夫一納茨瓦勒集中營”的牌子，也有圍繞集中營四周的雙層鐵絲網。在殘留下來的木板房之間，原來都是木板房，一間挨著一間地排列著，非常稠密，可現在，地面被皚皚白雪覆蓋著，什麼也辨認不出來。它看起來像是為孩子們準備的滑雪橇的斜坡。好像孩子們正在帶有舒適方格窗戶的、可愛的木板房裡度寒假，好像他們隨時都會被喊進去吃蛋糕和熱巧克力。
集中營沒開放。我只好在周圍的雪地裡走來走去，鞋都溼透了。我可以看清楚集中營的全貌。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參觀它時是怎樣從已經被拆除的木板房的牆基與牆基間的臺階上走下來的。這也使我想起了當時在一間木板房裡展出的火化爐及另外的曾用做單人牢房的木板房。也使我回憶起，當時我是怎樣徒勞地想象過一個關滿囚犯的集中營是什麼樣子，囚犯和警衛隊都是什麼樣子，具體地想象過痛苦是什麼滋味。我的確努力想象過，我曾望著一間木板房，閉上眼睛，思想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我仔細地測量了一間木板房，從測量中算出它佔用情況並想象它的擁擠程度。我聽說，木板房之間的臺階同時也是集合點名的地點，點名時，從下面向上面的集中營盡頭望去，看到的是一排排的後背。但是，我的這一切想象都是徒勞的。我有一種可憐的、羞恥的失敗感。在回去的路上，在遠離山坡的地方，在一家飯店的對面，我發現了一間被用做毒氣室的小房子。它被粉刷成白色，門窗用石頭圍砌起來。它看上去像個糧倉，或者像個倉庫，或是用人住的陋室。這個房子也不開放。我記不得了是否我當時進過裡面。我沒有下車，坐在車裡讓發動機開著，看了一會兒就開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起初我對在阿爾薩斯地區的村子裡繞來繞去地去找一家飯店吃午飯有所顧忌。但是，我的顧忌並不是產生於一種真正的感受，而是產生於一種思考，一種參觀一所集中營之後人們所具有的思考。我自己意識到了這點，我聳聳肩。我在福戈森的山坡旁的村子裡找到了一家名為“到小花園”的飯店。從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那個平原。在那裡，漢娜叫過我“小傢伙”。
我第一次參觀集中營時在裡面轉來轉去，一直轉到它關門為止。之後我坐在了位於集中營上方的紀念碑下，俯瞰下面的集中營。我的心裡空虛極了，就好像我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內心世界尋找著直覺，而我內心又空空如也。
隨後，天黑了下來。我無可奈何地等了一個小時，才搭上一輛小型敞篷貨車，坐在了放貨物的位子上，去了下一座村子。我只好放棄了當天搭車趕回家去的希望，在村子裡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棧住了下來，並在其餐廳裡吃了一塊薄薄的煎豬排，配菜是炸薯條和豌豆。
我的鄰桌有四個男人吵吵嚷嚷地在打牌。這時，門開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進來，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著一條短褲，拖著一條木製假腿。他在吧檯要了啤酒，把背和他的大禿頭對著我的鄰桌。玩牌的人放下牌，把手伸向菸灰缸抓起菸頭向他扔去，並擊中了他。坐在吧檯的那個老頭用手在後腦勺撲打著，好像要防止蒼蠅落上似的。店主給他端上了啤酒，沒人開口說話。
我忍不住跳了起來衝向了鄰桌：“住手！”我氣得手直打哆嗦。這時候，那個老頭一瘸一拐地蹦了過來，笨拙地用手擺弄著他的腿，突然那條木製假腿就握在他的雙手中了。他用假腿“啪”的一聲敲在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和菸灰缸都滾動著摔到空椅子上。與此同時，他那沒牙的嘴發出了尖笑，其他人也和他一起狂笑，但那是一種耍酒風的狂笑，“住手！”他們一邊笑一邊指著我說，“住手戶
那天夜裡，房子周圍狂風呼嘯。我並沒有感到冷，窗前的狂風怒吼、樹木的嘎嘎作響以及偶爾傳來的商店的關門聲都沒有大到讓我睡不著覺的程度，但是，我心裡感到越來越不安，直到我的整個身體也開始顫抖起來。我害怕，不過，不是怕發生什麼壞事。我的害怕只是一種身體狀態。我躺在那兒，聽著狂風的呼嘯。當風勢減弱、風聲變小時，我才感到輕鬆些。但是，我又害怕風勢再起，我不知道第二天能否爬得起來，能否趕得回去，不知道我將如何繼續我的學業，如何成家立業，生兒育女。
我想對漢娜的罪行既給予理解，同時也予以譴責，但是，這樣做太可怕了。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於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麼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餘地了。但是，在譴責她的同時我還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著對她的再次背叛。我現在還沒到不行的時候。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
第二天又是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搭車很容易，我在幾個小時內就到了家。我徒步穿過城裡，好像我離開了很長時間，街道、房屋和那裡的人都令我感到陌生。但是，我對陌生的集中營世界卻沒有因此而更熟悉。我在斯特魯特俱夫所得到的印象與我頭腦中固有的奧斯威辛、比肯瑙和貝爾根一貝爾森的極少的情景交織混合在一起，也與它們僵化在一起。
16
我到底還是去找了審判長。去找漢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觀什麼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與漢娜談一談為什麼我做不到呢？她離我而去，她欺騙了我，她不是那個我瞭解的漢娜，或令我為之想入非非的漢娜，而我對她來說又是何許人呢？一個被她利用的小朗讀者？一個陪她睡覺，使她獲得床第之歡的小傢伙？如果無法離開我，但又想擺脫我時，她也會把我送進毒氣室嗎？
那麼，為什麼我連袖手旁觀也做不到呢？我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場錯誤的判決。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種不計較漢娜的生活謊言的絕對公道，它或許對漢娜有利，也可能對她不利，但是，對我來說，這的確不是公道不公道的問題。我不能讓漢娜想怎樣就怎樣，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必須要對她施加影響，如果不能直接地，就間接地。
審判長知道我們這個小組，願意在下次開庭後與我談一次。我敲了敲門，然後被請了進去。他問候我之後請我坐在寫字檯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了個襯衫，坐在寫字檯的後面。他的法官長袍掛在椅背和椅子的扶手上。他朝長袍坐下去，然後又讓長袍滑落在地上。他看上去很輕鬆，像一個完成了當天的工作並對此感到很滿意的人。臉上沒有在法庭審理期間那種煩躁易怒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藹可親、充滿智慧、心地善良的政府官員的面部表情，原來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飾了起來。他無拘無束地與我聊天，向我問這問那，譬如，我們這個小組對法庭審理程式是怎樣想的，我們的教授對法庭備忘錄將如何處理，我們是幾年級的學生，我上了幾個學期了，我為什麼要學法律，我想何時參加考試等等。還說，報名參加考試無論如何不應該太晚。
我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之後我聽他給我講述了他的學習和考試的情況。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他及時地以優異的成績修滿了各科學分，最後又及時地參加了畢業考試。他喜歡做法學家和法官，如果讓他重新做一遍的話，他仍舊會如此去做。
窗戶敞開著，我聽得見停車場上的關門聲和一輛車發動馬達的聲音。我聽著那輛車開出去，直到它的聲音被喧囂的交通淹沒為止。之後，我聽得見孩子們在空曠的停車場上的玩耍吵鬧聲，時而非常清楚地聽得見一個名字、一句罵人話或一聲喊叫。
審判長站起來與我告別，他說如果我還有什麼問題儘管再來找他，如果需要學業上的諮詢也可找他。還說我們小組對審判程式的分析評估結果應該讓他知道。
我向空曠的停車場走去，請一個稍大一點的男孩告訴我去火車站的路怎麼走。我們一起乘車的那夥人在休庭之後馬上就趕了回去，我只好坐火車回去。這是一輛慢行的班車，每站都停，人們上上下下。我靠窗坐著，被其他旅客的談笑聲和他們身上所發出的氣味所環繞。外面的一座座房子、一條條街道、一輛輛汽車、一棵棵樹木從窗外掠過，遠處看得見山脈、城堡和採石場。我能看見一切，但對什麼都毫無感覺。我不再為漢娜的棄我而去、為她對我的欺騙和利用感到傷心，我不必再對她施加什麼影響了。在參加法庭的審理的過程中，對那些駭人聽聞的事情我感到麻木木仁。現在我注意到，這種麻木不仁在過去的幾周裡對我的感覺和思想產生了影響。如果說我完全解脫了的話，那麼未免有些言過其詞了，但是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這樣才有可能讓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並在這種生活中繼續生活下去。
17
六月底，宣佈了審判結果。漢娜被判處終身監禁，其他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法院大廳裡像審判之初一樣座無虛席，其中有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我所在大學及當地大學的學生們、一組中學生、國內外的記者和那些平時總是在場的人。大廳裡喧囂不止。當被告被傳叫送來時，起初沒有人注意她們，但是隨後大廳就變得鴉雀無聲了。首先是在被告前就座的聽眾安靜了下來。他們碰碰左右的鄰居，然後轉過身來對坐在後面的人低聲地說道：“注意看片於是後面的人開始向前看，並安靜下來。他們再碰碰左右鄰居，然後轉向他們身後的男人低聲說：“注意看！。這樣，審判大廳終於變得鴉雀無聲了。
我不知道是否漢娜自己也清楚她看上去是什麼樣子，也許她願意看上去就是這個樣子。她穿了一套黑色套裝，配一件白襯衫。那套裝的式樣和襯衫的領帶使她看上去就好像穿了一套制服。我從未見過為納粹黨衛軍工作的女人們所穿的制服，但是我認為——所有其他的聽眾也都這樣認為，我們眼前的這個制服就是納粹黨衛軍的女式制服，這個女人就是穿著這樣的制服為納粹黨衛軍工作的，漢娜的所作所為就是她被控告的原因。
聽眾又開始小聲嘀咕起來。很多人發出的憤怒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到。他們認為審判過程、判決還有那些為聽宣讀判決結果而來的人都被漢娜嘲弄了。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少數人向漢娜又喊又叫，清楚地說出他們認為漢娜是什麼東西，直到審判人員步人大廳，審判長憤怒地看著漢娜宣佈判決結果時人們才安靜下來。漢娜筆直地站著，一動不動地聽著。當宣讀判決原因時，她坐了下來。我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漢娜的頭和後頸。
宣判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當宣判結束後被告被帶走時，我在等著，看漢娜是否會看我一眼。我坐在老位子上。但是，她目不斜視，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種高傲的、受到傷害的、絕望的、無限疲憊的目光，一種任何人、任何東西都不想看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