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這一次，他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參觀，而是在舉手投足間一次次地表達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裡，他真正領略了“現代化”的生產線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
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松下電器公司生產各種電視機的概況。從1952年生產第一臺電視機以來，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經生產了5 000臺電視機。鄧副總理走進生產車間，參觀了電視機組裝生產線、自動外掛裝置以及檢查成品等生產工序。離開車間後，鄧副總理被邀請來到一間展覽室，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陳列在這裡的雙畫面電視、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影機、錄影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品。鄧副總理在講話中說，在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電子工業、電子儀表和自動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使兩國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廣闊地在多方面進行下去。鄧副總理應主人的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紀念冊上題詞：“中日友好前程似錦”。
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飛訪中國，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國際級企業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協作第一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映象管成套裝置，透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裝置，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隨之開設。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湧而至，在其後的10年間，日本公司成為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出乎李光耀預料的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經濟制度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裡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慎行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于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