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鴻年的新聞出現在各大報刊的財經版頭條，自然讓各地的國企廠長們暗慕不已，他好像是一個“天使”：揹著錢袋從天而降，用一堆真金白銀換走一張股權證，然後人不換，事不管，卻可以讓企業從此擺脫“婆婆們”的束縛，換來一個全新的“老闆機制”。泉州的41家企業被收購後，泉州輕工局、商業局便被撤銷了，廠長們只需對黃鴻年一人負責。中策提供的模式似乎可以繞開所有發生在國企改革中的難題。
中策的突然成功自然引發了其他國際公司的效仿。就在他收購了杭州啤酒廠之後，與他背景十分相似的泰國華裔首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謝國民則來到了杭州青春寶藥業公司。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赫赫有名，是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創辦的胡慶餘堂的關門弟子馮根生，他於1972年白手創辦這家企業，研製開發出暢銷一時的保健藥品青春寶，1988年，全國第一屆優秀企業家評選，馮根生是浙江企業家中入選的第一人。青春寶當時是華東地區最賺錢，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藥廠，馮善於經營，性情剛直敢言，某年，正當他為了市場銷售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上級主管部門通知他去參加一場經營管理考試，他憤而罷考，鬧了一出不大不小的風波。到1992年，馮根生已經59歲，按照慣例他將在一年後退休。便在這時，在他的極力主導下，正大集團於第二年以淨資產核算的低廉價格獲得了青春寶的控股權。謝國民對馮根生做出承諾，他可以做到不再想做的那一天。一直到2007年前後，馮根生一直是正大青春寶的總裁。他也因此成為近30年來最“長壽”的企業家。
青春寶被正大控股，引發了一場“靚女該不該先嫁”的爭論。在之前人們的觀念中，拿出來與國外合資的都應該是一些瀕臨倒閉、實在經營不下去的“醜女”，像青春寶這種盈利能力很強的“靚女”與外商合資，很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日後來看，這個爭論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那些國際資本並非慈善組織，如果沒有升值的潛質，則根本不具備被收購的可能。馮根生在評說青春寶合資一事時，自稱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換機制”，言下之意，是通過出售控股權的方式擺脫原有的體制。而客觀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繼續掌控這家由他創辦，卻在資產上跟他沒有關係的企業。
如果說，突然間冒出來的黃鴻年提供了一種搞活國營企業的“另類辦法”，那麼，除此之外，確乎是看不到有什麼新的奇特招數。國務院頒佈的各項通知，仍然是“繼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繼續限產壓庫”、“繼續抓好品種質量效益”、“繼續清理三角債”。在這期間，還發生了一起半途中止的“破三鐵”改革運動。
由於效益不彰，搞活無策，龐大的冗員越來越成為國營企業不堪其重的負擔，一些調查顯示，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中，在崗而沒有工作可做的工人佔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從2月份開始，因討論國營企業“生死”而聲名大噪的經濟日報》刊發一組破三鐵，看徐州》的稿件，繼去年報道“四川企業安樂死”之後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鐵”的熱潮，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並迅速在國營企業中廣泛實施。
“三鐵”，分別為鐵飯碗、鐵交椅和鐵工資，實指國營企業的勞動用工、分配和人事制度改革，它們被認為是國營企業的傳統優越性所在，也是其內部機制僵化累贅的癥結。所謂“破三鐵”，就意味著企業可以辭退工人，工作崗位將不再“世襲”，企業管理人員—之前稱為“幹部”—不再終身制，員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而將根據效益和績效浮動。根據報道，江蘇省徐州市在過去的一年多里，針對“企業辦不好，廠長照樣當；工廠虧損了，職工錢照拿；生產任務少，誰也減不了”的現狀，透過““破三鐵”讓企業恢復了活力。經濟日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發稿36篇，它堅決地認為，破三鐵是國營企業改革的一次“攻堅戰”。新華社也發表述評，稱“破除三鐵，是今年企業改革的主旋律。”到3月底，全國“破三鐵”試點企業已逾千家。
破三鐵”，是企業改革15年來，第一次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企業中的一般職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破三鐵”，其實也就是解除了企業與工人的“終身勞動契約”。在某種意義上，大張旗鼓的“破三鐵”是一次無可奈何的觀念運動，它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一直以此為家的國營企業不再是永遠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在媒體的熱烈鼓譟和“徐州經驗”的啟發下，本溪鋼鐵廠宣佈10.6萬名職全部實行全員合同制，它被認為是中國大型企業第一次打破”鐵飯碗”，上海、四川和北京等地的老牌國營企業也紛紛以深化改革為名義大幅度裁員，大批工人下崗回家。有些地方政府官員更直接提出，以三鐵精神（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來破三鐵。
三鐵既破，然而社會保障體制卻沒有健全，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一下子變成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棄兒，嚴重的失業迅速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一些地方相繼發生被裁員工人跳樓自殺和行凶報復的事件。4月，地處京畿的天津市盛傳天津手錶廠搞“破三鐵”出了亂子，工人罷工、女工自殺、廠長免職，此類傳言迅速散飛整個華北地區，後經媒體調查，手錶廠事件有點出入，然而，滿城風雲並非空穴而來，“破三鐵”因缺乏相關社會福利制度保障而可能誘發的社會動盪卻引起了決策層的警惕。在5月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上，有人明確提出，轉換企業經營體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破三鐵”。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刊發權威人士言論，稱“破三鐵，要謹慎”。一位叫賀中天的經濟學家批評說，“徐州搞破三鐵，市委規定虧損企業工人扣多少，廠長扣多少，政府職能不轉變，光扣廠長工人的工資，企業轉換不了機制”。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更論證說：“試圖用皮鞭加飢餓的辦法搞活國營企業是行不通的，每個公民都有憲法賦予的勞動權利，砸鐵飯碗是違法的。”
於是，到年中，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就突然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