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半個世紀中，梁老師為國家、為人民做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好事，真是屈指難數啊!行文至此，我不禁老淚縱橫。
記得在勉仁齋師友中，陳亞三先生1965年春因患肺癌在北京病逝後，梁老師曾邀黃艮庸、張雲川、郭大中和我多人，在陳宅聚會，慰問陳夫人。梁老師說：“亞三先我們而去，艮庸也可能先我而走；我還不能走，因為我要寫的書還沒有寫完。”果不出所料，黃先生於1976年11月在北京病逝。
十年動亂初期，1966年8月26日，梁老師家被紅衛兵抄了個精光，上房被紅衛兵霸佔，逼梁老師和夫人住在臨街門的一間小南屋——原來堆放掃帚等雜物的小屋。屋內一無所有，老師和夫人就睡在地上。有次，我偷著和郭大中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很高興，談了被抄家的情況後說：“我曾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我尚未寫完的《人心與人生》一書底稿，被紅衛兵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設法把這個稿子發還我，以便我繼續寫下去。我還說：這個稿子千萬毀不得，如果毀了，我生於斯世何益?信發後不久，原稿就退回來了。”老人家談這段話時，面有喜色。
其後，梁老師被勒令從住了大半個世紀的祖居——小銅井一號遷到鑄鐘廠一間小東屋。當時，我也被“專政”，政協紅衛兵停發了我的工資，收去了公費醫療證和出入證，宣佈政協不要我了，並勒令我呆在家中，不準與梁老師往來，不準到政協。之後，又被作為我妻家屬下放湖北沙洋人大政協幹校勞動。1972年才回到北京。其時，梁老師已遷居朝陽區新中街一套兩居室的小樓房。我回京後即看望了梁老師。11月，黃艮庸、馬仰乾兩先生從廣州回到了北京，梁老師在全素齋請馬、黃兩位先生吃飯，函邀我作陪、聚會，我依約赴會。在當時那個風聲鶴唳的形勢下，都仍不便多走動，梁老師從這封信開始，即與我通訊聯絡，告訴我他寫出了什麼文章，囑我取閱，每封信都流露想與我見面之情。
1976年4月21日，梁老師在寫給我的信中說：“我今年已84歲，雖身體無病，精神如常，但人壽畢竟有限，艮庸病入廣州醫院，我寫信給他，說他生命力已衰，或將先我而去，我亦不出一二年。我不出一二年的話，我且泰然說給培恕，並將一些身後事詳細囑咐培恕。蓋我要寫的書都寫出了，此生負擔的歷史使命大致完成，我固可去矣。……”培恕是梁老師的次子。
回憶1926年，梁老師在北京大有莊開始寫《人心與人生》一書，邊寫邊給我們講，他講的時候用了兩個英文名詞：Awareness，Consciousness，他講這兩個英文名詞的聲音，現在仍在我腦中縈繞。這兩個名詞的中文意思是自覺與意識。他講：“人類是從生物進化演變上來的，是生物進化史上的頂點。生物進化到人類，才開始突破了本能而得以大解放，開出了人類的創造性。人的一顰一笑，吟一首詩，唱一曲歌，畫一幅畫，乃至科學上的發明，都是人類創造性的表現。人類生命是從下向上翻新的，他是刻刻不停，生生不息地在那裡向上翻新。”他當時講這段話時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的心裡。我原以為梁老師可以活到百歲，想不到他竟然一病不起，辭我而去。他的逝世，使我領會到心喪的意味。當時聽他這段講話的師友，十多個人都已逝世，今天活在人間的只有我一個人了，尤其使我悲痛不已。
1985年春，我和我妻閻秉華看望梁老師。在閒聊中，我問到他的年譜寫完沒有，他說還沒有寫出多少就擱下了，已擱置了數年，沒人編寫。我表示，由我們來為他編寫，梁老師聽了說聲“好!”立即站起來到臥室拿出許多手稿資料，交我妻閻秉華。1987年春夏之交時，我們將編寫到1986年的梁老師的年譜稿三大冊，送梁老師審閱、批改。9月底取回，準備再修改時，發現原稿上多處有梁老師修改的字跡，或增補，或刪節。閻秉華有次問梁老師：“您看了年譜初稿?!上邊看出有些修改的字跡是您的字，有些修改內容，不是您本人，別人無法知道。”梁老師笑了笑，點點頭說：“看了些。”今年（1988）1月14日上午，我們將經過修改、補充的年譜稿再送梁老師審閱時，梁老師問：“寫到哪一年?”我說：“寫到1987年。”梁老師深深點頭，表示出欣慰之情。當我們拜辭梁老師時，他親自送我們到門外，我們等候電梯，而電梯好久不來，我們一再勸他回屋休息，保姆趙大姐也勸他進屋，他卻站在那裡不動，炯炯有神的雙目，直望著我們，表示出深情惜別之意。直等到電梯來了，我們走進電梯時，還看到老師站在家門外望著我們。此情此景，當時就使我很受感動，很難過。因為平時，他總是送我們出屋門，在屋門口最後告別。趙大姐目睹了這一情景。後來趙大姐對我們說，梁老師對她說，“我跟他最久，很實心”。現在回想起來，尤其讓我哀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