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初，梁老師帶了五六個朋友和學生，到豫、魯、晉、皖、冀以及蘇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敵後游擊區巡視，於10月上旬返抵成都。在八個多月中，他到過50多個縣市，食宿過的村、鎮將近200個，經歷多次驚險奔波，備嘗飢渴風雨之苦，多數是在黑夜趕路，辛苦可想而知。對這次巡視各戰地，梁老師說：“總括起來，有三句話：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敵人之勢已衰；第三句是黨派問題尖銳嚴重。”
為了促進國共團結抗日，梁老師奔走於重慶、成都之間，聯絡一些知名人士，先後發起並參與建立“中國統一建國同志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並親自到香港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光明日報》前身）。1941年9月18日在創刊的《光明報》上發表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
梁老師參與組建民盟，創辦《光明報》，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援和周恩來副主席的關懷。1941年3月下旬，梁老師決定到香港辦報，在離渝前夕，到曾家巖看望了周恩來同志，就民主政團同盟工作和辦報方針問題作了盡夕商談。1974年，我妻閻秉華（民盟中央離休幹部）曾到薩空了同志住處看望空了同志，閒聊中，空了同志談到他與梁老師在香港辦報事，說他1941年在重慶編一個雜誌，大約在夏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約他到曾家巖與周恩來同志談話。此前，他還沒有單獨見過周恩來同志，見面後，才知是派他前往香港協助梁先生辦報，並說，梁先生辦報，經費困難，交給他五千元，讓他轉交梁先生。他到了香港，鑑於梁先生當時正為辦報，受到國民黨誣衊，於是轉了個彎，藉口是南洋華僑捐助，把錢交給梁先生。梁老師說，當時在香港工作的中共黨員範長江等同志對他辦報亦予以很大關懷和幫助，《光明報》的報名，還是範長江同志提出的。國民黨方面，除了造謠誣衊外，竟派孫科到香港阻撓報紙出刊，勾結香港當局，對梁老師百般刁難、威脅、迫害，《光明報》出刊後，借審查大開“天窗”，大段大段內容被刪除。梁老師置之不顧，在《光明報》上發表多篇文章，對國民黨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罪惡行徑口誅筆伐，直至日寇入侵香港，《光明報》被迫停刊。1942年，梁老師住在桂林，國民黨劉百閔從重慶來到桂林，對梁老師說：“蔣先生（介石）對梁先生很惱怒。”梁老師一笑置之。
1946年初，梁老師作為民盟談判代表團成員之一，積極參加了舊政協會議，為爭取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5月，梁老師擔任了民盟祕書長職務。在雲南的聞一多、李公樸兩位民盟領導人被暗殺後，梁老師義正詞嚴地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暴行。他激憤地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等待第三顆子彈!”在白色恐怖面前，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接受民盟總部委託，與周新民同志一起飛赴昆明，與雲南民盟支部相配合，對李、聞慘案進行調查。他們深入下層，走訪各方，最後根據調查材料，梁老師親自寫出《李聞案調查報告書》，指出：殺害李、聞兩位烈士的凶手和主使者就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部”。並講：“我們今天所要作的，絕不在槍斃幾個大小特務，為李、聞二先生抵命，乃在證實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政治上的罪惡，而取消特務機關。”
這年10月底，梁老師鑑於國共和談面臨失敗，和平無望，便離開上海、南京回到重慶北碚，從事寫作、辦學。梁老師一向認為，建設新中國，必須認識舊中國。他為了幫助人們認識舊中國，於1949年寫成並出版了《中國文化要義》一書。
1949年，北京解放後，梁老師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寫了一封信，讓我設法轉交，信中主要說明他“三年內對國是隻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他在這年發表的《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提出“我就要求作一諍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