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到達成都和重慶，“得悉黨派關係惡化在大後方亦同樣嚴重，不過在前方表見者是武裝衝突，大後方都是單方面——執政黨方面——對黨外的壓迫鉗制無所不用其極。”
先生到重慶時，重慶滿街上都在開會座談憲政，非常熱鬧。曾邀請先生，先生一概謝不參加，認為“這是一場空歡喜，國民黨決不會踐言”。先生說：“我只認定我的路線，作我的團結統一運動。”“我分向三方面進行我的運動。所謂三方面就是兩大黨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記得似是十月廿五日，訪問中共方面，會見了陳紹禹、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只記得我講到問題嚴重時，我就說了一句‘軍隊非統一於國家不可’的話，並說：‘軍隊、警察應該是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執行國策的工具。’陳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慮的……軍隊屬於國家是可以的，只要國民黨實行，我們就照辦。’諸老所表示，亦都是對我勉勵的話。談話從晚間開始至夜深人靜才分手。”
[ 書客網 ShuKe.Com ]先生訪問共產黨方面後又訪問國民黨方面，主要是同張群談話。先生指摘當時的憲政運動是“文不對題”，張最表贊成。當先生強調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時，張群轉問先生：“你向共產黨談過沒有?他們如何表示?”先生說：“他們表示國民黨實行，共產黨就照辦。”張群聽了拍手笑說：“他們深知國民黨不會實行，所以不必從他們口裡拒絕你的提議……老實對你講，國民黨的生命就在它的軍隊，蔣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黃埔系。……你向誰要軍隊就是要誰的命!誰能把命給你?你真是書呆子!”先生說：“張群這一席話對我真如同冷水洗身。”［《我的努力與反省》。］
先生這次“華北之行”，可能使他對共產黨更有了好感，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反對更為堅決。他對共產黨雖仍懷有戒心和責備，但還是勉強承認，並說：“或許只有他們才能最後解決中國的問題。”
同年十月初，先生在成都會見了晏陽初、黃炎培和李璜等先生，邀請他們開了個協商會。會上，先生提出了他在視察中思考出的結論，（國共兩黨的矛盾）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一解決辦法不可。第三者於此，無所逃責。零零散散，誰也盡不上力。故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當為第一事。黃、晏、李等諸公都十分贊成。相約到重慶再多覓朋友商量進行。
先生等諸公回到重慶後，取得了沈鈞儒、鄒韜奮、章伯鈞等諸公同意後，便共同為發起籌備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而積極地開展了活動。［《我的努力與反省》、《與北碚唐宦存同志談話記錄》。］
十一月廿九日，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關於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的由來和它的使命，再補充一些如下：
先生提議的“軍隊國家化”主張在張群那裡碰了釘子以後，先生說：“我亦曉得要有實力才解決得了問題。但我不相信只有軍隊是實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廣大人民要求，便是實力。我要把同我一樣要求的人結合起來。所以我的運動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黨派和在野聞人——為第一物件。經我在成都、重慶兩地奔走聯絡之結果就醞釀出一個‘統一建國同志會’來。我說明：在當前危機下，所有兩大黨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務，就是不許內戰起來妨礙抗戰，然而零零散散誰亦不配來說完成這一任務。只有我們大家彼此合攏來，而以廣大社會為後盾；那麼，這個力量卻是不小的。……這個會——統一建國同志會把兩大黨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含在內了。”“這時，正是國民黨反共**的時候，參加這次會的有國家社會黨（羅隆基）、青年黨（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第三黨（章伯鈞等）、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張申甫、章乃器等）、中華職教社（黃炎培等），我是以鄉村建設派參加的。張瀾先生在四川是長者，有聲望，但由於他是個人，所以是在統一建國同志會成立後，由我邀請才參加的。統一建國同志會為了能在國民黨統治下合法存在，先把會內透過的十二條綱領送給張群、王世傑，請其轉蔣，並要求見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