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很快又折了回來，找‘牢頭’大哥打了個什麼招呼。
自那以後，就再沒有人欺負他們了，而其它新進來的往往被他們變著法子整得上吐下洩，喊爹叫孃的。
‘牢頭’還讓阿坤睡在他的下鋪，所有從外面進來的好東西，首先都得讓他們享受了，其它的人才有份，這就是規矩……‘號子’裡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一號床睡的是牢頭大哥，二號床睡的是‘軍師’，三號床睡的是‘會計’，所有財物歸他管理，睡在最後挨近廁所那張床的是‘清潔工’，一、二號床的衣服、臭襪子、廁所等統統歸他負責，稍有不順眼，即會招來一頓暴打或被罰用牙刷刷洗廁所，直至牢頭大哥滿意為止。
這真是一種非人的生活，要不是李處長神通廣大，阿坤他們也還真不知道要熬到何年何月。
同時我也在心裡告誡自己江湖險惡，務必步步小心，阿坤他們進去了，有我上下打點、百般營救，萬一哪一天，我進去了，‘營救’我的人又會是誰？我第一次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感到了害怕，第一次有了惶恐之心。”
“阿坤事件後，江西人彷彿一夜之間就在珠海蒸發了，完全退出了珠海的‘假證’市場。
我們則忙著接收他們的地盤和業務，又成立了二家分公司。
也因為阿坤他們發生的事，我的心性大改，一改以前的口若懸河而變得鬱鬱寡歡，心事重重，總想哪一天那雙冰冷的手銬也會戴在我的手上，往往在午夜裡驚醒。
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和人生道路第一次有了新的、更進一步的思考，心中有了的那個坎始終是擱在心頭的結，邁不過那個坎就解不了那個結，於是我乾脆就將主要‘工作和業務’交由阿坤、阿新他們打理，退出前臺運作改為幕後操縱，每天除了巡視一遍各公司的情況外就是往李處長所主管的房產處跑，接觸他的機會也就多了。
那年端午節前一天李處長給我電話叫我第二天去給他開一天車。
到那裡才知道李處長要巡視一遍他管理處轄下的所有房產、單位和公司。
車每到一處都得到了主事者們的熱情接待，臨別時他們總是悄悄地把我拉到一邊，塞給一大一小兩個紅包，說大的就麻煩轉交給李處長，小的就是給兄弟的茶錢，一點小意思云云，回到車上，我不敢隱瞞把兩個紅包都拿出來交給李處長，他笑了，看得出來，他那種笑是完全出自內心的愉悅的笑，看來那天他心情真的相當的不錯。
他收下大的，把小的退還給我，我執意不肯接受，他下了命令說叫你收下就收下，我才只好作罷。
去一家大公司時，李處長半開玩笑半提醒地跟我說：這家應該上這個數！他伸出三根手指頭，‘三千？’，‘不對，是三萬！’。
同樣，公司老總在臨別時悄悄把我拉到了另外一間房子，掏出一大一小二個封子，說大的給李處長，小的給我喝茶。
我一看那個大紅包也只有淺淺地一疊，絕對沒有三萬塊的‘堆料’，瞧那樣子恐怕是一萬都不到，收還是不收呢，我拈了拈紅包，腦子一轉就忙說：‘不好意思，我們處長不收禮！’完全一副公事公辦的嘴臉。
那個老總大概也意識到了什麼，衝我笑了笑說你先替李處長收下再說，有什麼問題他擔待，他會跟處長說的。
我還是不放心，收下紅包後偷偷地去了一趟衛生間，掏出來一看，辣塊媽媽的，1000元一張的港幣正好整整30張，而給我的小小的封封裡面也有五張老人頭……事後，我每跟要處長說起那個細節，他總是笑著說‘農民’，不過目光中盡是讚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