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1/3)
一、關於古代的“賣官賣官”
《官場現形記》中出現了很多賣官鬻爵的現象，在中國古代，賣官鬻爵並不鮮見。追溯起來，首開賣官先河的乃秦始皇嬴政。秦漢時期，買官賣官名氣最大的當屬曹操的父親曹嵩。當時已繼襲了老爸曹騰“費亭侯”封號的曹嵩，為了“侯升公”，用兩噸半黃金買了個太尉。東晉以後，官員多頭戴烏紗帽，演變到明代，“烏紗帽”一詞便成了官員代稱，賣官因此被民間譏為“賣紗帽”。
【秦朝】
《史記·秦始皇紀》中說道：“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當時蝗災大疫，秦始皇下令，准許百姓交納粟米夠千石者，晉爵位一級。即每交納1千石粟，可以授予爵位一級。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國首次變法時制定20級爵位。那麼買到一個爵位需要多少人民幣？秦朝買官不用錢，需要上繳糧食。所以我們需要換算一下。有學者已經算好了兩者的等價關係，我們來看一下：“粟不能直接食用，去皮後才是可以食用的小米，粟、米之間的比例約為1比0.6，1000石粟便是600石小米，換算成現代計量單位，約為21噸小米。按目前的小米的行情折算成人民幣，
【漢朝】
漢代買官賣官達到新的高峰，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朝廷開賣武功爵。但僅買到第八級的“樂卿”，爵位沒有什麼實權，僅是一個名稱，買者較少。為了更好地充實國庫，朝廷便給買武功爵的人試著授以“實權”。價格從第一級17萬銅錢，每級多加2萬銅錢，1個銅錢就是現在說的1文；1萬銅錢在當時等值於1斤黃金。這樣算來，17萬金就是17斤黃金，相當於現代的8.5斤黃金。以每斤黃金約17.5萬元的價格換算，一級武功爵要花費人民幣148.75萬元。
漢靈帝更將買官賣官市場化，專設賣官“批發部”，想買官卻又沒錢者甚至可以“打白條”上任。在自己的後宮專門開闢了“宮中市”，效仿民間的市場。
【唐朝】
唐玄宗登基後，努力扭正前朝以來賣官鬻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調整官吏隊伍的組織結構。但是私底下，揹著皇上，官員“賣官鬻爵”現象越來越嚴重。唐朝韋皇后和她女兒安樂公主聯手賣官，只要交上足夠的銀兩，母女倆就用皇帝的名義通知中書省釋出“任職書”唐昭宗時的韋貽範拜相，靠封官許願的手段撈錢，貨未出手，先收訂金，其部下劉延美為從他手中買官借了鉅額高利貸。可沒等到兌現，韋貽範的母親病死。依制丁憂三年，免職回家守喪。那些買官者紛紛吵上門來，要求退還買官錢。韋貽範無奈，守喪僅一月，便迫不及待要求提前恢復相位，好給那些買官債主封官晉爵。
唐爆發“安史之亂”，“賣官鬻爵”又由皇家出售。唐肅宗李亨即位後，因“軍用匾竭，常賦莫充”，於是乃於江淮、蜀漢地區詔權率貸及賣官爵，“以補時用”。
【清朝】
到了清朝，官職已成為一種商品。“賣官鬻爵”也有了新的名稱“捐納”。捐官（捐納、捐班）即為清政府公開推行的用錢買官制度。清時期規定，除八旗戶下人、漢人家奴、優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錢，不管是偷、搶還是合夥湊的銀子，也不管是市井無賴還是地痞流氓，只要夠數，便可一手交錢一手交官職，而且貨真價實。嘉慶年間就出現了比較滑稽的買官事件，《清史稿》載：“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審明知府王樹勳即僧明心，矇混捐保職官。得旨：枷號兩個月，遣戍黑龍江。”和尚花錢買官當市長，這讓嘉慶很惱火，遂將和尚發配到邊疆。
而賣官捐納名目也繁多，賑捐、軍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等。康熙征討準噶爾費用不足，下詔鼓勵富戶捐納，僅山西一省，捐縣丞的有12000人。乾隆時，還出現過白米20石可捐一個縣丞。
清朝中葉始至清末，清朝的捐納制度出現了合法化。捐納可分以下四種：一是“捐實官”，只要捐了錢，即可到差或待機補缺；二是“捐前程”，即付了錢就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即使一時補不上實缺，也可穿相應級別的官服，使用相應級別的車輛；三是捐考試資格，即付了錢即為監生，有了考舉人的資格；四是“捐升遷”，即小官可以花錢買頂大烏紗，因犯錯誤被革職而丟了烏紗的，也可以花錢買回烏紗，官復原職。
二、歷史上的治水名人
《官場現形記》中有涉及到治水的失敗事件，中國是農耕國家，水利對農業有著重大的意義。我國是河湖眾多的國家，所以治水在我們國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由於受季風氣候的影響，降水的時空分佈不均勻，各大江河流域洪澇、乾旱災害發生頻繁、嚴重的國家，在三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其中發生洪澇災害的年度有兩千兩百多年。各朝各代政府也都非常重視治水（河務），因為水災不但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如果救災不及時或不恰當，還會使大量的災民變流民、流民變暴民給社會經濟、人們正常生活帶來巨大損失，甚至而因此產生動亂，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治水意義重大。
下面列舉一些中國歷史上在治水方面取得較大成就的名人。
1.禹
禹，中國傳說中古代部落聯盟領袖，是中國最早治理大洪水的領袖人物。
帝堯時，中原洪水氾濫造成水患災禍，百姓愁苦不堪。帝堯命令鯀治水，鯀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鯀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邊設定河堤，但水卻越淹越高，歷時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災禍。接著禹被任命為司空，繼任治水之事。
禹立即與益和后稷一起，召集百姓前來協助，他視察河道，並檢討鯀治水失敗的原因。禹總結了其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導河川治水為主導，利用水向低處流的自然趨勢，疏通了九河。治水期間，禹翻山越嶺，淌河過川，拿著量測儀工具，從西向東，一路測度地形的高低，樹立標杆，規劃水道。他帶領治水的民工，走遍各地，根據標杆，逢山開山，遇窪築堤，以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禹為了治水，費盡腦筋，不怕勞苦，也不敢休息。他親自率領老百姓餐風露宿，過家門而不入，整天在泥水裡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積水匯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經過十三年治理，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取得了成功，消除中原洪水氾濫的災禍，至今為人所傳頌。
2.孫叔敖
孫叔敖（公元前770—前476年），楚國期思（今河南淮濱期期思）人，當時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水利家。公元前605年，淮河洪災頻發，孫叔敖毛遂自薦，主持治水，傾盡家資。歷時三載，終於修築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期思陂，借淮河古道洩洪，築陂塘灌溉農桑，造福淮河黎民。後來又修建了安豐塘等大量水利工程，其周長120許裡，灌田萬頃，迄今2600多年一直髮揮著灌溉效益。
3.西門豹
西門豹，河北人，戰國時期魏國人，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水利家。魏文侯時曾任鄴令，初到鄴城時，看到這裡人煙稀少，田地荒蕪蕭條，一片冷清，百業待興，於是立志改善現狀。後來趁河伯娶妻的機會，懲治了地方惡霸勢力，隨後頒佈律令，禁止巫風。同時，他又親自率人勘測水源，主持修築引漳十二渠灌溉工程，在漳河上建無壩取水樞紐和12座低溢流堰，引出12條灌渠，既減少了河水氾濫之禍，又肥沃了土壤，使大片田地成為旱澇保收的良田。引漳十二渠經人們的不斷整治，灌溉效益一直延續到唐代至德年間，有1000多年。西門豹死後，鄴地百姓在他治水的地方興建了西門豹大夫廟，宋、明、清三朝還為他樹立了碑碣。直到現在，河北臨漳地區還有一條渠道叫西門子渠。
4.李冰
李冰（約公元前302年—前235年），秦昭王滅周後，任蜀守。期間，李冰治水，建立了奇功，其建堰的指導思想，就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徵發民工在岷江流域興辦許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為著名。幾千年來，該工程為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奠定堅實的基礎。後世為紀念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廟。都江堰也成為著名的風景名勝。領導興修了一批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至今仍發揮著巨大的灌溉效益。為紀念李冰，早在唐代就興建了李冰祠。
5.王景
王景（約公元20年—90年），琅琊不其（今山東即墨縣西南）人，東漢水利家。自幼“廣窺眾書”，學識淵博，掌握多種技藝，尤其熱心於水利工程建設。永平十二年，漢明帝召見王景，詢問治水方略。王景全面分析了河汴情形，親自勘測地形，規劃堤線。先修築黃河堤防，從滎陽（今鄭州北）到千乘海口（今山東利津境內），長千餘里，然後著手整修汴渠。由於黃河溜勢經常變化，如何保持取水的穩定是一大難題。汴渠位於黃河以南平原地區，黃河南泛時往往被沖毀。黃河汛期時，引水口控制不好，進入渠內的水過多，汴渠堤岸也有潰決危險。王景在對汴渠進行了裁彎取直、疏浚淺灘、加固險段等工作後，又“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全部工程在次年夏天完工。明帝在完工後親自沿渠巡視，並按照西漢制度恢復河防官員編制。王吳等隨從官員，都因修渠有功升遷一級，王景則連升三級為侍御史。後人對王景“河、汴分流”，固定了河道，給予很高的評價。歷史上對王景充滿了讚揚之詞：“王景治河，千載無患”。
6.范仲淹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蘇州吳縣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范仲淹出生在一個貧苦農家，兩歲喪父。他從小有志，發憤讀書。26歲中進士，開始做官。文官至參知政事，武官至樞密副使，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倡言。他在水利方面也作出了不朽業績。在出任泰州時，徵調民眾4萬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聖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橫跨通、泰、楚三州，全長約200華里，不僅當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了保障，還在後世“捍患御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遺址迄今猶存。
景祐元年（1034年），蘇州久雨霖潦，江湖氾濫，積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棄，農耕失收，黎民饑饉困苦，范仲淹出知蘇州後，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提出開浚崑山、常熟間的“五河”，將積水導流太湖，注入於海的治水計劃。范仲淹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讚揚，還澤被後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7.王安石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江西撫州人，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他所主持的變法，在歷史上有較大影響。變法期間，他制訂了發展農業的各種新法，其中《農田水利約束》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農田水利法。《農田水利約束》的頒佈和實施，大大調動了全國人民興修水利的積極性。形成了“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堰陂塘，悉務興復”的喜人景象。許多地方在新法的彭勵下，自動組織起來，大興農田水利，形成了一次水利建設**。
8.郭守敬
郭守敬（公元1231年—1316年），河北邢臺人，元代傑出的科學家，對天文、曆法、水利三方面貢獻很大。中統三年（1262年）提出修治燕京附近運道、開發邢臺、磁州農田水利及豫北沁河、丹河水利等六項建議，這些建議得到元始祖忽必烈的稱讚，並被任命為“提舉諸路河渠”，受命負責河流與渠道的整修、管理事務。中統四年（1263年），郭守敬因興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1264年在西夏地方行政長官張文謙的支援下，在寧夏等地修復、新建了數十條引黃灌溉渠道，並修建了許多水閘。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唐徠渠、漢延渠等十幾條渠道就是當時重修的。次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監，協助都水掌管全國的水利事務。回到大都後，郭守敬提出重開金口河，以引渾河（今永定河）之水入大都，興漕運與灌溉之利。至1266年，全面整修了金口河，使這條舊渠道起到了既能灌溉又能漕運的作用。至元八年（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監，掌管全國水利工作。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庭開始修築京杭大運河，郭守敬奉命勘察了今山東西南的泗水、汶水、御河等主要河流，設計了京杭大運河山東段的河道線路，為運河全面溝通奠定了基礎。至元十三年任工部郎中，不久又調至太史局，負責制訂新曆法。至元十七年完成了我國曆史上使用時間最長、最精確的《授時歷》。郭守敬還研製成功了近二十種觀測天象儀器，組織實施了規模巨集大的“四海測”計劃。提出了以海平面為地形測量的基點的科學理論及“海拔”的概念。元二十八年復任都水監，修復通惠河工程。至元三十一年任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是與張衡、祖沖之等人齊名的我國古代八大科學家之一，是十三世紀末登上世界科學高峰的傑出人物。
9.潘季馴
潘季馴（公元1521年—1595年），烏程（今浙江湖州）人，明工治河專家。30歲中進士，嘉靖末至萬曆中，4次任總理河道大臣，歷時近10年，一次又一次的治黃實踐，使他從一個對黃河和河工技術一無所知的人，逐步磨練成一位治河專家，被比譽為“千古治黃第一人”。如果說他首任河官初識水性，二任河官則已深知堤防的重要性，三任總理河道時，他形成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思想並付諸實踐，四任河官時，潘季馴就總結前人經驗結合自己大量的實踐，形成了他的治河理論，對以後治河有很大影響。
三、晚清著名土匪
《官場現形記》中出現許多土匪禍亂的現象，晚清時期由於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存在匪滿為患的景象，下面讓我們來看下晚清時期都有哪些為人所知的土匪。
1.張潔寶
張結寶，又名張佔彪，白族，1899年生於雲南蘭坪，民國時期活躍在滇西北殺富濟貧的著名土匪頭子，頗有爭議的傳奇人物。
他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父母雙亡後，他隨祖母到鶴慶西區牛街逃荒度日，他大姐嫁在牛街一戶人家做童養媳，哥哥去當兵。祖母病死後，經人介紹張結巴到焦石洞瓦房村漢炳林家做養子，當時他九歲。開始幾年，他放羊、砍柴，倒還聽話。長大之後，性格倔強，行為乖張，不聽漢家管教，甚至在山上把羊殺吃光了也不回家。漢家起了甩掉他的念頭。此時恰遇鄧川縣裡招募兵員，經人介紹去頂替一個叫“張佔彪”的人應募當兵的名額，後來他就用張佔彪這個名字，因他說話口吃，人們給他起一個外號叫張結巴。
入伍後，分配到鄧川常備隊服役。他已習成了飄遊浪蕩，桀驁不馴的生活作風，受不了軍紀的約束，常常任意四出遊蕩，不假外出。有一次他約了幾個人到酒館喝酒，酒家女殷勤招待，他便以酒裝醉，動手調戲酒家女郎。旁人看了不順眼要與他評理，他竟動手把酒館砸得稀爛。回隊後受到嚴厲斥責，並捱了四十軍棍，關了一個月禁閉。一天夜裡，他用匕首戳死了衛兵，拐帶了槍枝，越牆而逃。逃出鄧川常備隊後，回到焦石洞，糾集了與他平時相好的長毛老二、尖嘴老三等五、六十個人，打製了一批長矛、大刀、匕首等武器，正式當上了土匪。
1921年，有一個叫朱石寶的匪首帶領三五十人的匪徒，在鶴慶、洱源、鄧川、大理等縣的邊遠山區佔山為王。張結巴率十多個鐵桿匪徒先投到朱石寶門下，後來朱被羅高才殺死，他又帶領其匪徒投入羅的隊伍。羅是洱源縣保衛大隊的大隊長，張結巴就被委任為保衛副大隊長之職。但他是個心懷叵測、野性難馴的狡徒，豈能夠甘居人下，受人管轄。於是他伺機反出了保衛隊，糾集流散匪徒，仍舊去佔山為王，四處搶劫。
924年農曆九月十三日，匪首張結巴帶領大批匪徒，從松桂西南的馬耳山下來，沿路燒殺。此後不久，張匪又搶劫了長頭地區，以搶長頭村的“文彩號”劉文鬥家為名，除搶走一些財物外，還在各村擄去了男女一百三十多人。有的被殺，多數用錢物贖回。
1926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早上，張結巴以搶劫金翅河李百萬（李鴻康）家為名，洗劫了村中農民的財物，並在沿途各村擄去男女人質數十人，先後被殺死的有十餘人。有一位婦女因產後不久，走路跟不上，被匪徒殺死。其他人質多數先後用錢贖回。張結巴還派人到各村威逼攤派銀糧，少數有姿色的婦女被扣留在山上，匪亂平息後才得救回家。
1927年上半年，雲南軍閥爭權奪利的混戰加劇。張結巴雖為唐繼堯的“北伐後援軍”的旅長，但並不賣力作戰，只要見勢不好，他即拉走隊伍避戰。唐軍失敗後，龍雲勢力尚未到達滇西，大理暫時成為一座空城，張結巴乘隙進駐大理。稱霸滇西是張結巴久已蓄謀的，亂世之中他忽而匪，忽而兵，儲存擴充了力量。為了盤踞此城，他進城後不燒不搶，反而一反常態，下令不擾民，實行公平買賣，使提心吊膽的大理人民暫時安定下來。
不久，在諸軍閥角逐獲勝的龍雲，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肅清地方匪患，派出一零一師張衝部來到滇西，剿滅土匪。張結巴慌了，不知張衝此來是吉是凶，當下與眾人計議，決定以擲杯為號，大殺一場，但最終還是敵不過龍霖團長與趙源清營長的裡應外合。1928年，橫行滇西肆虐多年殺人如麻罪惡罄竹難書的惡匪張結巴匪幫徹底被消滅了。
2.張平
據相關資料記載，張平可以說是最為凶狠的湘西土匪，從小家境豐裕，生性頑劣，去私塾唸書時，先生的戒尺懲罰不了他，反而為他所執。先生批評他時，他居然抓起墨硯砸向先生。先生向其祖父告狀，反為其祖父罵得狗血淋頭。16歲那年，他弄了一支漢陽槍槓著，成天出入鄉里，狩獵山林，鄉民見了唯恐避之不及。一次，因為田產糾紛，張平謀殺了他當鄉長的叔父，於是便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操起了土匪生涯。
為匪之初，張平便燒殺**掠，無惡不作，甚至連自己的嬸孃也不放過，鄉鄰張廷富勸他不要亂了天倫，他懷恨在心。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張平帶幾個匪徒摸進張廷富家，見人就殺，一口氣竟將張廷富全家七口統統殺死。為擴張匪勢，張平看準了鴉片能賺錢，便強令鄉民種植罌粟，向他們繳煙土，他即用這些煙土換取槍支。不到兩年，張匪人槍倍增，凶焰愈盛，經常竄擾到周圍的村鎮洗劫。老鴉浦一戶農民交不出大煙稅，張平便將他的嬰兒用刺刀挑起，釘在牆上觀賞嬰兒四肢顫動，狂笑取樂。張平嗜食豬舌，周圍的人殺了豬必以豬舌相獻。鄰縣沅陵相木溪一姓向的農民，春節殺豬忘記給張平留著豬舌，被張平抓到李家洞問罪。張一刺刀戳進向的嘴巴，取人舌以代之。
據有關資料統計：張平為匪以來，其部殺害的群眾達3000之多，為其姦汙者不計其數。張平靠當土匪發家，到1949年，家中已有田1960畝，田地契約裝了滿滿一大皮箱。此外還有煙桐、茶山幾千畝，每年收桐、茶油上萬斤。
張平在李家洞和古丈縣城內分別修了富麗堂皇的樓院，且在金華山修築了別墅式碉堡。家中養了106個槍兵，其中有專門為張平保鏢的手槍隊；有專門搞情報的特務隊。
張平被宋希濂收編之後，領得了軍裝，便給其部下換了裝，很有點正規軍的氣派了。但部隊匪氣難改，依然四處打家劫舍。沅陵“三、二”事變後，張平趕走了古丈縣縣長，便取而代之。
1950年2月底，47軍422團、416團和軍直共六個營的兵力合擊張平。張率2800餘匪固守李家洞老巢，3月3日被一舉攻破，張化裝逃脫，在3月4日至20日連續16天的追擊中，張平匪部被全部擊潰。張隻身逃出與保靖，龍山匪首聯絡未獲幫助。在部隊和群眾日夜清剿下，7月10日餓極的張平被擊斃於楊家嶺水田中。隨後被搜捕者割下首級，拿到縣城懸掛示眾，兩天後送至沅陵城，懸於中南門數日後，才被人扔到沅江裡餵魚去了。張平果然得了個遺臭萬年的下場。
3.姚大榜
姚大榜，字必印，號佔彪，1882年生於湘西晃縣（現新晃侗族自治縣）方家屯鄉楊家橋的牯牛溪。當時國民政府無能，對地方管制無力，社會秩序基本靠民間的幫派、土匪維持。對他來說，當土匪並不是什麼丟人現眼的事。
姚大榜原來並不叫“大榜”，因為他小時候長得濃眉大眼，楞頭楞腦，兩腿滾圓，兩個膀子尤其粗大，父母特別疼愛他，就叫他為“大膀”，“膀”、“榜”諧音，因此得了“姚大榜”這個名。
姚大榜長大成人後，外表看上去特別凶惡。由於一個哥哥早先夭折，姚大榜自小便被視作家中的獨生子，嬌生慣養，少年的時候就養成了好逸惡勞、吃喝嫖賭的壞毛病。他讀過私塾，認得幾個字，看了些雜七雜八的書，但好的沒學會，卻把綠林好漢殺人越貨的那一套本領學會了，並把那些殺人的草莽英雄稱為“強人”，萌發了要做“強人”的念頭。
姚大榜16歲時，進入貴州講武學堂學習。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套耍刀弄槍的本領，並且行走如飛，登山如履平地。有一次，他和手下幾人從芷江回晃縣路中，看見一條狗在前面跑，便問手下：“誰能把前面的狗抓住？”眾人個個搖頭，以為他是說著玩的，誰想姚大榜捲起衣袖，三步並兩步向前追去，不一會兒便將狗抓回，手下見了都驚愕不已。
姚大榜殺人越貨，整天生活在緊張的氣氛之中，養就了機靈、詭黠、奸詐和不輕易相信別人的特徵。為了免遭不測，他每晚睡覺前，總是把線香切成幾寸長一段，將一截點燃捆在手指或腳趾上，作為他的報警器。等香燒到手或腳燙時，他便驚醒更換睡覺地方，往往一夜間轉移好幾個地方使偷襲者無從捉摸。這也是他家世代為匪的傳家寶。他與人說話，也總手不離槍。
1949年冬，人民解放軍進入晃縣剿匪，敲響了姚大榜的喪鐘。姚大榜拒絕人民政府和軍隊的政治爭取，夥同其他匪股拼湊“芷晃剿共遊擊總隊”，負隅頑抗，其長子姚應科曾就讀於貴陽大學，思想進步，勸他放下武器接受寬大處理，他非但不聽，還破口大罵姚應科是逆子，說：“人說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說完掏槍就要打，幸虧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應科才得以活命。
1950年八、九月間，解放軍發動“雪涼合圍”一役，將蟻集在湘黔邊界涼傘的5000名土匪予以殲滅性打擊。在隨後的壕慶灣一戰中，姚的人馬幾乎喪盡，家當輸光，姚僅帶幾十名匪徒到達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結了一些散匪，妄圖到六龍山繼續作惡。當晚，在渡河時，遭到解放軍的猛烈射擊，姚大榜落水而死。
4.郭清
郭清，字井泉，乳名玉寶，1906年出生於河北省臨漳縣柏合鄉大營村一個地主家庭裡。父親郭廷玉，是個與土匪素有來往的青皮混子。郭清5歲時，父親去世，留下他和母親、妹妹三口人。10歲時在本村入私塾。由於嬌生慣養成性，不守學規，愛打架鬥毆。14歲就輟學，開始賭錢，錢賭光了就去偷，後來因錢輸多了，只靠偷解決不了問題，就去搶劫。從此，郭清率匪幫到處流竄，後來與土匪趙金華、宋天成相識並結交，三股土匪合成一股，橫行霸道。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大舉南侵，國民黨軍政人員紛紛南逃，地方治安更加混亂。郭清趁機在漳河南油房村設立據點，安起大鍋，很快就收羅了地方民槍六七百支，又聯合程希孟、大根、老殿成立了土匪總部。
1936年到1946年，郭清匪部活動頻繁，搶劫成風，綁架肉票，**婦女，胡作非為。
1939年10月，日本為了利用土匪武裝“以華治華”，成立“安臨特別警備司令部”，任命王自全為正司令，郭清為副司令，郭清還兼任臨漳縣日偽二、三區區長。從此，郭清由土匪變成漢奸，公開與八路軍為敵，對無辜百姓實行殘酷迫害。
據1946年不完全統計，郭清在臨漳、成安、魏縣三地就殘害7000多人。
1947年春天，為打破蔣軍對山東解放區和陝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我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發動了豫北戰役。4月間我軍攻克柳園，5月6日解放崔家橋，大軍直指安陽。郭清率部從柳園敗逃後，先駐安陽橋，退守袁宅，又到郭家灣，被國民黨安陽駐軍任命為“河南省人民自衛隊第二縱隊”縱隊長。5月底，我攻城大軍撤出戰鬥向晉西南挺進。安陽改由地方部隊進行圍困。在此期間，我方派臨漳縣知名人士郝慶禎連續三次進安陽做爭取郭清的工作，郭最後翻臉，郝幾乎有去無回。相反，郭清連續派人對我方偷襲、騷擾，破壞我地方政權建設和土改運動，反動氣焰異常囂張。
1948年9月，國民黨駐安陽軍第四十軍以參加徐州會戰為名，撤離安陽。同時，任命郭清為安陽城防司令，統率王三祝的三個團，王景昌的兩個團，劉樂先的一個團，程萬福的一個營，郭清本部一個團，加上四十軍一個輜重營和一個衛生擔架隊。國民黨軍讓郭清困守安陽這座孤城，用這些土匪部隊當炮灰，以期保住這個前沿陣地。
1949年初，三大戰役結束後，我華北地區除了太原、新鄉、安陽三個孤城外，全都解放。這時駐安陽的冀豫邊區“清剿”總指揮趙質臣和副總指揮郭清等轄多股地主武裝，憑藉安陽堅固的城防工事，孤注一擲，作困獸鬥。
1949年4月，我四野十三兵團，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圍攻安陽。在掃清外圍據點之後，於5月5日黃昏開始攻城，6日黎明爆破城牆成功，總攻開始，各部先後從北門、大西門突進城內。8時許，全城解放，殲敵14190人。敵副總指揮兼安陽城防司令郭清，在我軍突進城內後，帶了幾個護兵從倉巷街逃至東門，受到解放軍的阻擊。後向南竄出，進了聶家院南屋，被我軍包圍。郭自殺未遂，後被擊斃，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5.駝龍
駝龍，原名張淑貞（或素貞），東北遼陽人，1901年生於農民家庭，16歲跟人私奔至寬城子（長春），被騙賣入妓院，因無力逃脫，只得隨遇求生，遇到王福棠，自稱“仁義軍”、報號“大龍”的綹子大當家，二人情投意合。
1919年，土匪“大龍”綹子的人要從“金玉堂”妓館裡贖她，老鴇子死活不肯，因為張淑貞是她的搖錢樹。於是大龍決定綁票。一天，老鴇子領著她的獨生子去逛廟會，在人群中擠來擠去，大龍的人就把孩子給綁走了。後來，“花舍子”（匪幫裡的聯絡官）給送信，老鴇子心疼兒子，只好捨出張淑貞。
張淑貞被救出來後，二人結為夫妻，她也就成了壓寨夫人。習槍練馬，敢愛敢恨敢作敢當，成了大龍綹子裡出名的女匪，帶著2000餘人經常活動於濱江道所屬的五常、榆樹、雙城等縣，並騷擾德惠等地，縱匪劫掠，燒殺**，殘害百姓，成為當地的公害。
當時，張作霖部下李杜擔任吉林省警備司令和長春戒嚴司令，多次率部剿匪，勸降了“老白龍”招安，改編為部下，維護地方百姓的安定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5日，“仁義軍”首領大龍和駝龍糾合“愛國”、“九龍”等幾個土匪綹子，三十來個人就在凌晨4時許“打窯”，偷襲吉林德惠萬寶的亂石山善人屯。這就是鬨動東北一時的剿匪事件——兵打亂石山。
這時德惠地方保衛團早已成立，官府打擊土匪的力度加大，長春保安隊與紀家大院家丁裡外夾擊，土匪傷亡慘重，險些全軍覆沒，只好逃跑，還將因傷重而死的頭目“大龍”丟棄在荒郊野外。
眼睜睜看到“大龍”死在德惠，連屍首都帶不回來，駝龍傷心透了，發誓要報仇血恨。此後，駝龍自任這夥土匪的“大當家”，並報號“駝龍”，因其槍法較準並傳說雙手用槍故又有“雙槍駝龍”之稱。
1924年秋天，坨龍按照事先計劃的路線，先砸開了紀家大院的窖子，後把柳條溝等大大小小的村落都蹬了一遍，最後以迅猛的勢頭席捲了東荒地，製作了歷史上著名的東荒地血案。但最終寡不敵眾，駝龍的隊伍被多次包圍擊潰。駝龍嘆了口氣，命部下分散撤離，化整為零，自己喬裝改扮，混跡人間，甚至重返妓院，搶當鋪、劫富豪、大鬧長春城。
李杜派得力部下偵訪得知駝龍隱匿妓院，重操舊業，於是在1925年1月8日這天，派綠林出身的連長老白龍帶部下，裝成闊商包妓。駝龍照常接客，為老白龍寬衣，脫下猞猁皮襖。老白龍轉身露出身份，“你認識我嗎？跟我走一趟。”駝龍從容鎮靜，手伸向櫃上皮箱：“我換件衣裳。”老白龍急忙扣住駝龍雙手：“不必了。”於是喊來部下押解駝龍。之後開啟皮箱，見有兩支鏡面匣子槍，子彈早已上膛，可隨時一觸即發。就這樣，駝龍被捕，並於次日執行死刑。駝龍的土匪生涯，從妓院開始，又戲劇性地在妓院結束了。
6.劉黑七
劉黑七，原名劉桂堂，山東平邑縣南郭泉村人。1915年，劉黑七23歲，與當地痞子共8人結拜為匪。按年齡，他排第七，面板又黑，故稱劉黑七。他弟弟被稱為劉黑八。他們在費縣各村打家劫舍，發展到60多人。
1916年，魯督張懷芝派兵剿匪，劉黑八被打死，劉黑七等逃往抱犢崮。1922年，劉黑七被兗州鎮守使何鋒鈺打垮，遂投靠最大匪首孫美瑤，並參加了1923年明的“臨城劫車案”。事後孫美瑤受招安被殺。劉黑七與另一匪目張黑臉收容被遣散的匪眾千人，在蘇魯邊界為禍。不久，張黑臉南入江蘇，劉黑七留在魯南，到1925年已有千餘人馬，號“劉團”，自稱團長，至1928年已達萬人，橫行於魯南各縣。
1925年至1928年間，劉黑七股匪在滕縣、臨沂、費縣、蒙陰等地搶擄姦殺，罪行擢髮難數。匪中歌謠說：“要使錢，上劉團”，“跟著師長到處竄，給個縣長也不換”。劉匪對綁架來的人票極其狠毒。三五天不送贖金，即給其家中送去人票的一隻耳朵或眼珠；再三五天，即撕票。撕票手段無不殘酷之極。如將人埋入土坑，僅露頭部，再用鐵鎬猛擊顱頂，因被埋的人血液壓向頭部，故血花腦漿衝出老高，稱作“放天花”。又如將人用鐵絲捆緊，上身澆煤油點火，稱“點天燈”。此外還有刀刺、刀鍘、零刀削、活埋、剖腹、挖心等。
1928年以後，劉黑七忽兵忽匪，流竄華北七省，每到一地，均如此造孽。國民黨二次北伐時，第二集團軍的韓復榘駐許昌，見劉匪人多，便想收編。劉黑七收了韓送來的1.7萬塊銀元和2000袋麵粉後，認為韓的權勢小，又改投第一集團軍何應欽部，編為新四師，以“北伐先遣軍”名義進軍膠東，駐莒縣，但匪性不改。
1929年2月，楊虎城率21師前往清剿，劉匪退往安丘、平度等縣。第二年中原大戰時，劉黑七投靠閻錫山，失敗後逃往河北大名，依附於張學良、石友三，繼續騷擾冀魯豫邊界。
1931年9月，河南省主席劉峙派兵攻打，劉匪逃回山東，招降納叛漸至萬人。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進剿無功，聽說劉黑七極孝順母親，便抓來劉母，迫使劉匪歸降。股匪編為“山東警備軍”，韓任總指揮，劉任副指揮，駐高唐縣。1932年6月，因劉部不聽調遣，韓密謀解除其武裝，劉匪重新叛出，過河北霸縣時掘了韓復榘祖墳，遂北上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剿防無力與劉達成協議互不相犯。
1933年春，日軍進犯熱河，劉匪與日軍勾結，被委任為第三路軍總指揮，得到一批武器。6月間，他又轉投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當了察東剿匪司令，乘機招編關外鬍匪，形成以騎兵為主的匪隊。他又向吉鴻昌表示願意抗日，被任命為察省抗日同盟軍十七路軍軍長。同盟軍失敗後，劉黑七部南下察、熱、冀等省，於1934年初到河南，鄰近各省先後調兵圍追堵截，劉匪3000餘人乃於3月中旬越過平漢線，直奔山東。
韓復榘聞訊調集近5個師
和民團在魯西南重創匪部。劉匪僅餘千人，便向韓請求收編，遭拒絕後，竄入泰山，準備南下返回蒙山老巢。在官軍兜剿下，4月初劉匪僅餘二三百人，逃往江蘇贛榆縣。江蘇省主席陳果夫派兵迎擊，劉匪蒐羅當地土匪至500餘人，回竄膠東。青島市長沈鴻烈調海軍出擊，南京政府派飛機助戰，劉黑七北逃高密、諸城、安丘，再南下蘇魯邊界。殘匪數十天奔逃作戰，長髮垢面，寢食不安，坐在馬上昏昏欲睡。1933年4月22日，匪徒在臨沂、莒縣中伏，傷亡殆盡。劉黑七將殘眾交給手下師長劉懷志，自己隻身逃到贛，買船遁往天津隱居。韓復榘傾全力追剿股匪近40天，仍未獲魁首，對劉黑七的公仇私恨刻骨銘心。這年夏天，韓派特別偵探大隊的劉耀庭和原劉匪教官徐一龍潛往天津行刺劉黑七。劉的腳和嘴中彈，4顆牙被打碎，卻居然不死。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策劃“華北自治”，唆使土匪擾亂治安。劉黑七密令劉懷志率匪數百人到河北宣化，又募匪千餘，於秋冬之際起事，入灤東為禍；第二年2月，競南下保定、石家莊，被宋哲元、商震夾擊。劉黑七再次匿居天津，部下則退往豐寧，於1937年春末被日本特務編成“大漢義軍”，進犯綏遠。
抗戰爆發，劉匪返魯，集舊部3000人投靠日寇，當上掖縣皇協軍司令；同時還任國民黨蘇魯戰區新編36師師長。
1939年，因與日軍發生矛盾，劉黑七倉猝率500餘人逃往蒙山抗日根據地投奔八路軍。但轉眼間，他又於1940年3月降日，並憑著熟悉地理環境，多次掃蕩我根據地。
劉黑七極為狡猾奸詐，他每日行蹤、每晚宿地變幻莫測；還找了些體貌相似的匪徒做替身，偽頑雜牌軍請他赴宴時，常由替身前往。有幾次，八路軍得到老百姓報告劉匪宿地，連夜奔襲，抓到的卻是替身。還有兩例足以證明他的狡詐。1934年劉黑七遭到韓復榘打擊後隻身逃跑，沿途官軍嚴密盤查。劉見一青年農民推獨輪車送母親走親戚，便上前攀談，一路甜言蜜語，幫助推車、買點心，哄得老太太樂呵呵地認他做乾兒子。遇到官兵時，老太太便稱這是她兩個兒子，使劉得以逃脫。抗戰初期，劉匪在山東投敵，日軍因他1933年投日得了武器後，旋即翻臉，故不願相信他。他便找了個討飯老太婆，給換上乾淨衣裳，送到日軍那裡，聲稱用親孃做人質。日軍也聞知他極孝順，遂信之不疑。到1939年劉與日軍反目，日軍要殺人質，才知這個“劉母”是假的。
但無論多麼狡詐，劉黑七最後仍難逃懲罰。1943年11月，八路軍在費縣東柱子伏擊劉匪，劉黑七中彈斃命，結束了他作惡多端的一生。
四、古代透過賄賂產生影響的事件
1.琱生賄賂召伯虎
西周厲王五年，一位名叫琱生的貴族因大量開發私田及超額收養奴僕，多次被人檢舉告發。因為當時嚴禁開闢不用納稅的私田，也不允許多佔奴僕，琱生的行為明顯違犯了國法，按律當罰。為此，司法機關多次前往調查，朝廷也指派一個名叫召伯虎的人負責督辦此案。於是琱生先是給召伯虎的母親送了一件珍貴的青銅壺，請召伯虎的母親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的名義，在召伯虎面前說情。後又送給召伯虎的父親一個大玉璋。在召伯虎答應他的請求後，召伯虎得到了一件朝覲用的禮器圭。而“六年生簋”的銘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官司有了轉機。召伯虎告訴琱生，這場官司終於平息了，都是因為他的父母出面講話，並把判決的副本送給生。琱生再次送給召伯虎一塊玉作為報答。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例受賄事件。
2.白登之圍
公元前201年（漢高祖六年），韓王信在大同地區叛亂，並勾結匈奴企圖攻打太原。漢高祖劉邦親自率領32萬大軍迎擊匈奴，先在銅輥（今山西沁縣）告捷，後來又乘勝追擊，直至樓煩（今山西寧武）一帶。時值寒冬天氣，天降大雪，劉邦不顧前哨探軍劉敬的勸解阻攔，輕敵冒進，直追到大同平城，結果中了匈奴誘兵之計。劉邦和他的先頭部隊，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達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隊斷絕了聯絡。後來，劉邦採用陳平的計謀，想從閼氏身上打主意，派遣使臣，乘霧下山向閼氏獻上了許多的金銀珠寶。
於是閼氏就對冒頓單于說：“軍中得到訊息說，漢朝有幾十萬大軍前來救援，只怕明天就會趕到了。”單于問：“有這樣的事？”閼氏回答說：“漢、匈兩主不應該互相逼迫得太厲害，現在漢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漢人怎麼肯就此罷休？自然會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敗了漢人，奪取了他們的城地，也可能會因水土不服，無法長住。萬一滅不了漢帝，等救兵一到，內外夾攻，那樣我們就不能共享安樂了。”冒頓單于問：“那怎麼辦呢？”閼氏說：“漢帝被圍了七天，軍中沒有什麼慌亂，想必是有神靈在相助，雖有危險但最終會平安無事的。你又何必違背天命，非得將他趕盡殺絕呢？不如放他一條生路，以免以後有什麼災難降臨到咱們頭上。”
冒頓單于本來與韓王信的部下王黃和趙利約定了會師的日期，但他們的軍隊沒有按時前來，冒頓單于懷疑他們同漢軍有勾結，就採納了閼氏的建議，開啟包圍圈的一角，讓漢軍撤出。當天正值天氣出現大霧，漢軍拉滿弓安上箭，從已經解除包圍的一角慢慢地走出，才得以脫險。
3.明代宗賄賂大臣
明代宗朱祁鈺為了換太子，賄賂大臣，而且成功了；立了他的兒子為太子，但是太子早夭。
朱祁鈺召集內閣成員開會，當時的內閣成員共六人，分別是首輔陳循、次輔高轂、閣員商輅、江淵、王一寧、蕭鎡，這六個人就是當時文官集團的頭目。他們進宮拜見朱祁鈺，行禮完畢後，等著聽皇帝陛下有什麼吩咐，但明代宗始終一言不發。等他們離開後，皇帝身邊的太監興安分別找到了他們，給他們每個人送錢。具體數額是：首輔陳循、次輔高轂每人一百兩銀子，其餘四位閣員每人五十兩銀子。皇帝向大臣行賄，可謂是空前絕後，而行賄的數額竟然只有一百兩！大臣不得不收下了錢，得知皇帝的意圖，他們紛紛表示同意，並建議馬上再立太子。景泰三年（1452）五月，朱祁鎮的最後希望——皇太子朱見深被廢，朱祁鈺之子朱見濟繼任太子。
五、古代為官之道
《官場現形記》尖銳地抨擊了封建社會末期極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那麼在官場上怎樣既能明哲保身，又能有益於國家社稷呢？下面讓我們來看下古代那些書籍裡講的為官之道。
1.《予學》
由東漢著名學者許劭編著，它的價值不在於標新立異，而在於找到了決定人生成敗的最本質的東西，而在此之前，人們或是茫然不知，或是不屑一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予學》的古籍整理便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它能促人改變觀念，不僅僅以獵取和佔有為能，而且要在“給予”這條更高的成功之途上多下功夫。這是建設文明和諧社會所必需的道德素養，更是對人對己都有利的處世謀略。
學古人“舍”與“得”、“予”與“取”的智慧，小予小成，大予大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中，《予學》的獨特和價值都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作者站在一個令人驚詫的高度，對成功的奧祕做了最深刻的挖掘，揭示出了“給予”對人生意義產生的巨大作用；人生的質量由“給予”決定，“大成功需要大施予”。這個視角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更是驚世駭俗的。另一方面，《予學》從其深刻的內涵和嚴謹的論述，達到了思想與內容的高度統一，自成一家，特別是它所關注的問題，都是人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卻又被人們忽視的，這就構成了《予學》作為一門學說，不僅哲理深邃、啟人心智，而且適用面廣、實用性強的鮮明特色。
《予學》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在強調“給予”的同時，告誡人們也要學會“不予”。這與《予學》的要旨並不予盾，而是事情的不同方面亦是成功所必需的。
2.《榮枯鑑》
《榮枯鑑》是一本經典的謀略著作。由五代宰相長樂老寫成。五代宰相馮道一生仕唐晉漢週四朝﹐相六帝﹐因自號“長樂老”。《榮枯鑑》提供給人們的只是審視小人的一個獨特的視角，至於如何定義小人、如何防範小人、並最終戰勝小人、讀者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用曾國蕃的話說：“一部《榮枯鑑》，道盡小人之祕技，人生之榮枯，它使小人汗顏，君子驚悚……”其實，從《榮枯鑑》中可以發現，小人不是“惹不起”就能“躲得起”的，小人並非不可戰勝的，小人的祕跡是有跡可循的，可以破解的，只有瞭解他，才可戰勝他；洞悉其奸，才能防範在先，這是一部《榮枯鑑》給我們的啟發。
3.《仕經》
本書為馮道原典，這篇文字雖有它的思想侷限，但對掌握官場策略和技巧還是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時代官場的權術。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現實作用，透過它提供的內容，我們既可以識別官場中的某些機巧，又可以批判地繼承其中的智慧。如對待上級，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對待下屬，既要嚴格要求，又要適當寬鬆。這些都屬於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的範疇，即使在今天，也是適用的。至於其中的詐術，如果用於正當的地方，似乎也未嘗不可。
4.《解厄鑑》
《解厄鑑》是一部十分罕見的經典著作，為北宋晏殊所作。它不僅立足於“解厄”，更關注致厄的根源。晏殊的官位和才華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幾近他所處時代的頂峰。他入仕之後，一路升遷，最後位極人臣，官拜宰相。晏殊仕途如此之順並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成就，並不是緣於上天護佑，而是他深通解厄脫困之道的緣故。
5.《官術經》
北宋王安石著，《官術經》是對中國官場文化關於“術”之思想精華的整合，具有極強的實用價值。偽術、媚術、攻術、守術、褒術、貶術、柔術、變術等等。每一個“術”字，它都關乎一個人的勝敗榮辱：對於大人物來說，一個“術”字決定其是平凡還是偉大：對於一個平凡人來說，它決定其可成功還是失敗。晚清大學士曾國藩讚歎道：“官術第一，世之僅見！”
6.《官智經》
這是明代名臣徐階總結出的求遷、免謫、建功、化難、釋疑、遠謗、藏拙、去患，當屬於為官“八智”。本書關注的問題具體，內容又極為豐富；文字不多卻言簡意賅，寓萬千道理於其中，非常人所能道破。其理論高度和智慧深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不僅對為官者大有助益，對世人的影響也同樣深遠，與徐階同時代的大改革家張居正就十分推崇，稱其“道盡朝堂之祕，破盡宦海之機”。
7.《權經》
本書摘取張之洞守經用權的篇章言論，將其為官做人處世的真實故事娓娓道來，作為解讀津樑，揭示其“權經”的內涵和奧妙，今人若能從中借鑑，也許裨益會出乎意料。
8.《官弈經》
《官弈經》是明朝重臣張居正的作品，它也是唯一一部專門論述官場博弈的古代典籍，由於張居正的特殊地位和顯赫政績，《官弈經》也一直為人們所重視。張居正是中古代唯一的順風順水改革家，他的成功祕要在《官弈經》中有多重展現。清代名臣曾國藩對《官弈經》研悟頗深，他說：“官之榮辱，盡在弈中。”
《官弈經》共分八卷，分別為道弈卷、術弈卷、陽弈卷、陰弈卷、強弈卷、弱弈卷、順弈卷、逆弈卷。著名文史專家馬樹全先生在深刻點評原文的同時，又精心撰寫了與之相關的歷史事典。《官弈經》哲理深邃，見解高遠，啟人心智，實用性極強。
9.《敗經》
《敗經》是曾國藩十三套學問中僅為極少數人所知，卻最具實用價值一部析敗致勝的奇書，包含了曾國藩耗用近乎畢生時間對“敗”的深刻理解和刻骨銘心的感悟，而這正是他何以歷經千挫百折，一生涉危蹈險，卻永立不敗的玄機之所在。
六、李伯元為何遭追殺
《官場現形記》是我國譴責小說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直面社會而取得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也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全面批判封建官僚制度的長篇小說，首開近代小說批判社會現實之風氣。
《官場現形記》寫於1901—1905年，全書從中舉捐官的下層士子趙溫和佐雜小官錢典史寫起，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所涉及官員大到中央大員，小到地方僚佐，高到名公巨卿低到佐雜小吏，無論正途出身還是捐班出身，無不寫到，並將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們的各種惡行醜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為升官而逢迎鑽營，矇混傾軋。他們或侵吞公款，貪贓枉法；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或名“剿匪”，實則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鮮恥；或媚外懼洋，奴性十足。在李伯元眼裡，這個官場是一個“畜生的世界”，作品猶如一幅封建社會末期官場的百醜圖長卷，在小說的結尾處，作者慘痛的哀號“救救中國”，其情含淚帶血，振聾發聵。
《官場現形記》在報紙上連載時，幾乎震動了整個上海灘，“每一紙出，讀者拍案叫絕”，有讚譽作者是“鐵面無私的包青天”；有的比擬成“救世的手術師”；有的還誇讚是“銳眼的上帝”，這一切給李伯元帶來聲譽的同時，也被後來的追殺埋下了伏筆。
由於《官場現形記》在晚清官場上風行，寫的又多是實人實事，所以震驚了衙門和朝廷。關於此書的種種訊息，很快傳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裡，於是，“慈禧太后索閱是書，按名調查，官吏有因以獲咎者”。看來慈禧太后讀到此書後很是生氣，並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紀廢弛的責任都歸罪到了官員們的腐敗，胡來，不爭氣，她還把《官場現形記》當成了懲辦官員的黑名單，按圖索驥，抓人辦人。
朝廷上的一些人對小說《官場現形記》恨得咬牙切齒。攝政王載灃就曾下令通緝此小說的作者，並令兩廣總督端方派人剌殺這個膽大妄為、擾亂社會的作者，取締連載此作品的《世界繁華報》社。由於當時《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長”，因而官府在通緝“檄文”中就揚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殺勿論！
李寶嘉也不斷收到了恐嚇信，乃至子彈和砒霜等警告物。他遇險不驚，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世界繁華報》社（其創辦人就是李寶嘉）化整為零。他本人迂迴於英、法租界中“遊擊”辦公，透過密友的關係，進行地下印刷。李寶嘉始終以一種大無畏的氣概，受挫不折，報紙一日未停。為顯示大丈夫“站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意氣，將筆名乾脆改為正名，並且以詩言志：“往日醒塵夢，爾今更抖擻；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鳴。”如此，李寶嘉和他的《官場現形記》終於躲過了劫難。
李寶嘉的作品除《官場現形記》外，還有《庚子國變彈詞》也是一部寫實的經典之作。《庚子國變彈詞》是寫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史稱“庚子之役”），清政府在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上簽字後，“海內沸騰，國人激於義憤。而議和照樣糊成，以至當朝昏官驕侈**佚，敷衍塞責成風，演變成種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罪惡。”開篇就令人怵目驚心，推出清王朝殺戮無辜群眾的場面：“這一殺，直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劊子手們似覺忘了人生還有父母兄弟姐妹，連自己卻祖宗不識、六親不認，雞犬不如。”接著就揭露帝國主義侵略者用氯氣炮攻天津的慘無人道罪行和八國聯軍血洗北京城“一鼓破城恣搶掠，寶物盡入洋賊手”等殘酷手段和種種罪行。李大釗對李寶嘉的《庚子國變彈詞》評價甚高：“《庚子國變彈詞》不但是一部小說，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國人民的受難史、帝國主義的侵略史。”
儘管李伯元因太過揭露封建黑暗而被追殺，可更多的是愛國志士的讚譽，柳亞子先生則盛讚他是“強項不低首，力作掃妖氛”。就連當時遠在日本留學的秋瑾女士都寄來熱情洋溢的勉詩：“剌破畫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軒轅孫。”國學大師章太炎為之親題墓誌銘曰：“一代愛國才子，千秋流芳人間”，可謂對李寶嘉傳奇人生的蓋棺之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