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部長說：“張副主任這人行，今年還讓他當勞模。”
張副主任聽到這個信後，特意跑來找黎部長，他說：“說啥我也不當這個勞模了！”
黎部長說：“你當的不是好好的嗎？”
張副主任說：“當勞模太累了！不但工作要幹好，關係也要處理好。你讓別人當吧，我不當了，你怎麼說，我也不當了！”
張副主任推掉了應該再次落到他頭上的勞模。
用於表彰全域性先進的那筆款批下來了，十九萬元，這在工會，就是很大的一筆錢了，由經濟部支配，買獎品。
春節的頭一天，黎部長說：“伊依，別寫了，咱們出去辦年貨！”他又問景翔，“咱們一家半個豬夠不夠？”
景翔說：“夠了。”
“再買糖、瓜子、水果……你想想，有啥要買的，列個條子。”
我一聽他們列的年貨單，就不想去了。我掙的那一個月的工資，只夠我和孩子正常生活的，稍有一點事，就得出現赤字，不敢多花錢，錯花錢。過個年，哪怕我自己不吃不喝，我也得給領導上點禮呀，一百二百的，好乾啥呀！
我說：“我不去辦了，我家裡有，什麼都有。”我是把話往反了說呢，我說我什麼都沒有，我再拿不出錢來買，我不更難看嗎？
“你別的不用買，怎麼也得買一半豬肉回去吧？”
“我們家裡的人不怎麼吃肉。”
“不用你拿錢，咱們部自己搞福利，不帶別的部的。”
我不能說部裡給拿錢，我們家的人就愛吃豬肉了，我說：“我不買了。”
“那……你不買呀？”
“不買。”
他和景翔辦年貨去了。
過了年，正開全域性的職代會時，黎部長和景翔準備去外地買獎品——是發給全域性的先進個人的。
黎部長關上了門，小聲地對景翔和我說：“顧主席……他從我這拿走了六千六百塊錢，我怎麼入帳啊？”
景翔說：“他怎麼說的？”
“他說他用，也沒說幹啥用，我也不敢問哪！”
他們走了後，週一，我聽顧主席在職工大會上說：“文化宮走廊裡的玻璃我說了幾次了？下了班把窗戶關上，聽嗎？有一次颳大風，我看見了，我把它關上了。玻璃安了兩次了，還是碎，我看也沒人管。我不說拿公家的東西像愛護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樣去愛護吧，你怎麼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長打來電話，說他們沒帶鑰匙，讓我在辦公室等著，要很晚才能回來。
晚上九點多鐘，他們拉回了一大車的貨，是包裝精美的毛毯。
我聽部長對景翔說：“虧得你去了！要是我，他們要的那個價，我就給了。你這個價，我可坎不下來。你坎價是行，再有這事還得帶你去！”
景翔用毛巾撣著身上的灰，說：“他們不給我，我還上別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們那買？咱們要的量大，價格壓得下來。”
景翔會做生意，也敢壓價。
黎部長和景翔不但帶回了用於表彰的獎品，還給工會機關的每個人都分了一個毛毯，包括幹事。他們兩人在機關的威信直線升高，因為這在以前是沒有的事。雖然我們是搞精神文明建設的，但是，也經不起物質文明的**，工會是個窮部門，給一點點的好處，就能聽到一大堆的感激話來，不是虛偽，是真的感激。
中午，景翔開著自己家的車，送黎部長和我回家。在黎部長家的門口，他們從車上卸下了兩個很沉的東西。有一個大的，我看見外面的圖片是像帶音響的錄音機，那個小的，我沒看清是什麼。
黎部長又指著車裡的另一個包裝很好的東西，對景翔說：“那個，你拿回去。”
景翔點頭。
我們再上班時，景翔說：“黎部長夠意思！”
黎部長也說：“有錢別一個人花，一個人花就是病！”
顧主席出國的手續辦下來了，去的是亞洲的幾個小國，正好趕上很多單位開不出資的時候，有的職工有怨氣，說，我們都快吃不上飯了，當官的還出去玩！
局裡的其他主要領導也都出過國，去的是歐美國家，他們趕的時候好，內部形式還很安定，沒有招來太多的抱怨。我在參加局裡的一個會時，一個副局長從美國帶回來的棉花糖給開會的每個人發了一塊，我也吃了一塊，和中國的棉花糖一個味。
顧主席讓黎部長上他的辦公室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