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單位的領導提出了想上班的申請，顧主席給我的答覆是：“等著吧，機關人員正滿著呢，有了位置，再安排吧。”
我回家等著，等了一個月沒有訊息，兩個月還沒有訊息。
我處在了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上。
也許是單位裡的人確實很多吧，領導不好安排。還有一種可能是，單位的領導會想：你不是走嗎？走了你倒是別回來呀！
我在家閒著，伊妹要我陪她做人工流產。
她煩躁地說：“怎麼搞成了這樣？怎麼會這樣呢？明明戴環兒了，怎麼還懷孕？我的問題？他的問題？避孕的問題？醫生的問題？到底是誰的問題……”
醫生說，可能是環兒的質量出了問題，現在，戴環兒懷孕的太多了，伊妹只是其中的一個。過去，卻少有這種現象，一個環兒戴到老，也沒見有什麼事兒。
伊妹倚著門，滑落的幾根絨絨的碎髮被撥出的起伏不均的氣流吹亂了陣腳，眼裡印行的血絲好似盤擰的龍鬚，交錯、繁雜。
流產！必須要做流產了！
醫生說，刮宮的時間要延推到四十幾天以後，因為，早了，怕刮不淨；遲了，又恐刮不得——需做引產。
會疼嗎？會怎樣的疼？疼到什麼程度？能熬得住嗎？同生孩子相比，哪個更疼？那樣的痛苦每每想起，伊妹都如杯弓蛇影，心有餘悸。
伊妹說：“他（她）是個小生命啊！他（她）是投奔我來的，我卻不能讓他（她）活！是我害了他（她）！我的罪孽有多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伊妹透過各種渠道，收集了有關流產的種種資訊，使她有如芒刺在背，視流產如畏途。不勝其煩、蒿目時艱的等待引發了她的扁桃體發炎和感冒病症，孱弱的身體和欠佳的心態互為促進，互為惡化，整日的長吁短嘆，食不甘味。唯一略感欣慰的是，下調了幾公斤的體重使她迴歸於從前的窈窕了。
她因勞累過度而流血了——頭一天，她還在用獨輪車頑強地推著沙子。
“姐，你陪我去吧？”她問我。
“亞樓呢？”
“出差了，我不能耽誤他的大事。”
透過親戚，我們結識了一位姓黃的醫生。
第一次去，黃醫生說：“真不巧，下午有兩個做手術的，排滿了，你們明天再來吧。”
我和伊妹點頭哈腰的，連說了幾個“沒關係”。
第二次去，黃醫生和和氣氣地說：“坐著吧，手術器械拿去消毒了。”她打電話催了幾次，“你們著急了吧？”她問我們。
“不急不急，我們有的是時間。”伊妹說。
黃醫生抱怨了一句：“那邊圖省事兒，送多了才給消毒，趕上個大手術都來不及！”
我問伊妹：“怕不怕？”
“不怕了。化驗那陣兒怕，特別是快出結果時，我的腿都快站不住了！”
“給打麻藥嗎？”
“打，我買了。”
“刮宮時，我陪你進去吧。”
“不用不用！我能行！”
我握緊了她的手。
有的醫生在和別人嘮著家常；有的正託著腮幫子，兩眼望著光禿禿的樹發呆；有的聚精會神地看著一本休閒雜誌……
“嘟——嘟——嘟——”
看雜誌的醫生拿起了電話，“喂……又是我接孩子！我們這靠點兒，你又不是不……光知道喝！就你事兒多！”她掛了電話，大為光火，“俺家那口子，啥也指不上他！”
“可不，俺家那個也是，一喝喝到二半夜！”
圍繞著這個話題，她們對各自的丈夫做了一番措詞激烈、深惡痛絕的猛烈抨擊。
手術器械到了，黃醫生讓伊妹進了產房。
過了一刻鐘，黃醫生開了門，對我說：“完事兒了，進來吧。”
伊妹見到了我說：“姐，我剛才讓你來就好了！如果你當時在我身邊，我可能不會那麼害怕了。”
“我說我進來嘛，你偏不讓。疼不疼啊？”
“還行。”
“那個**咋還有人？”
“引產的。”
妹妹出了產房，便疼得蹲了下去。
“我揹你出去呀？”
“不……歇會兒……我歇會兒再走……”
伊妹緩緩地站起，我扶著她，一步一挪地向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