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媽媽到酒廠上班時，看到值班的工人用不純熟的英文留了一張字條給她。媽媽每天開始工作之前，總是習慣邊喝咖啡，邊看看窗外成排成架的葡萄園，但那天早上她一看到緊急這個字，便顧不得喝咖啡了。她馬上開啟品酒區的大門，燈都來不及開，摸黑找到吧檯下面的電話，直接撥了賓州家裡的號碼，卻無人應答。試了兩三次之後，她打電話給賓州地區的接線員，詢問辛格博士家的電話號碼。
“是啊，”盧安娜在電話裡告訴媽媽，“雷和我幾小時前看到救護車停在你家門口，我想現在大家應該在醫院裡。”
“誰出了事？”
“不清楚，會不會是你母親？”
但她從紙條中得知，打電話來的是她媽媽，這表示出事的一定是她的孩子或是傑克。她謝過盧安娜，然後掛了電話。她一把抓住沉重的紅色話機，把它從吧檯下面拿上來。電話下面本來壓了一堆為品酒顧客準備的不同顏色的紙張。拿起電話，這些標示著“檸檬黃=年份輕的沙多肉乾白酒”、“草莓紅=蘇維農乾紅酒”的紙條全部散落在地上。從到這裡工作開始，她就習慣早到，現在她暗自慶幸自己來得早。她滿腦子想的全是家附近有哪些醫院，她還記得以前我們莫名其妙的發燒或是可能摔斷了骨頭時，她曾帶我們去過的幾家醫院，她趕緊打電話給這些醫院，最後終於在我開車送巴克利去的那家醫院打聽出訊息：“有位叫做傑克·沙蒙的病人被送進急診室，他現在還在急診室裡。”“你能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嗎？”
“請問你和沙蒙先生是什麼關係？”
她說出多年以來沒有說過的幾個字：“我是他妻子。”
“他心臟病發作。”
她掛了電話，頹然地坐在僱員區的橡膠地板上。值班經理走進來時，她依然坐在地上喃喃地重複著：丈夫，心臟病。
不一會兒，她已經在值班工人的卡車上抬頭張望，這個沉默的工人平常很少離開酒廠，現在他載著她直奔舊金山國際機場。
她買好機票，登上一班在芝加哥轉機的班機，一路直飛費城。隨著飛機逐漸上升，乘客和空服人員已置身於雲霧之中，媽媽恍惚聽到訊號鈴叮的一聲，機長像往常一樣告訴乘客做什麼，或是指示空姐該準備什麼；空姐推著車子穿過狹窄的走道，車子叮噹作響。媽媽對周遭一切卻視而不見，她只看到酒廠陰涼的石頭拱廊，拱廊後面放著空橡木桶，白天工人經常坐在拱廊裡乘涼，但在媽媽的眼中，這些工人全都不存在，拱廊中只有爸爸握著那隻缺了把手的瓷杯看著她。
飛機抵達芝加哥之後，她的心情總算稍微平靜。她利用兩小時轉機的時間，買了一把牙刷和一包香菸，然後打電話到醫院，這次她請外婆過來聽電話。
“媽，”她說，“我現在在芝加哥，再有幾小時就到家了。”
“謝天謝地，艾比蓋爾，”外婆說，“我又打了一次電話到酒廠，他們說你已經去機場了。”
“他情況怎麼樣？”
“他在找你。”
“孩子們在醫院裡嗎？”
“是的，塞謬爾也在。我本來打算今天打電話告訴你，塞謬爾已經向琳茜求婚了。”
“太好了。”媽媽說。
“艾比蓋爾？”
“怎麼了？”媽媽聽得出外婆好像欲言又止，這絕非外婆平日的作風。
“傑克還在找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