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會志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退走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出生於漢人之家的祕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功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只是一個“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證明自己姓趙，證明別人打他是“兒子打老子”。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中國知識分子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薰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面上瀟灑大度，內心裡斤斤計較。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開啟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心驚之下，他自譴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麼”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期，已經是百孔千瘡。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臺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幾個身為學界泰斗的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鬚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查繼佐說：
決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佔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只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麼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於韋小寶這個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國國民性弊端之大成，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系統的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金庸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實際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說領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許還達不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由於小說篇幅之浩大、描寫之細膩以及讀者之眾多，其影響的廣度是不亞於新文學的。
點金成石篇金庸與國民文學4
四 **政治批判
金庸小說中政治描寫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社會的種種弊端，揭示了集權導致的個人崇拜。
在鹿鼎記的第一回，金庸就別具匠心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觀：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只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凶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給人家吃了。”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爭著要做皇帝的意思。”
那文士甚是喜歡，點了點頭，在紙上畫了一隻鼎的圖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頭鍋子，用這樣三隻腳的鼎，下面燒柴，捉到了鹿，就在鼎裡煮來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心裡不喜歡誰，就說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裡活活煮熟。史記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臣請就鼎鍋。就是說：我該死，將我在鼎裡燒死了罷”
那小孩道：“小說書上又常說問鼎中原，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錯。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鑄了九大鼎。當時的所謂金其實是銅。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後世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傳上說：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子只是楚國的諸侯，他問鼎的輕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問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誰手，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
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待帝王的“功業”的。**在賀新郎讀史中說：“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借一首曲子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說戳穿了中國政治文化的神聖，揭破了從朝廷政治到民間政治的種種黑幕。
碧血劍第十九回寫道：
李岩心頭大震，當即站起。他知自來帝皇最忌之事，莫過於有人覬覦他的寶座。歷朝開國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漢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將殺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們謀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這句話，那可糟了，不由得顫聲道：“這這這”
金庸不是專門針對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體制所導致的惡果。有時金庸對某些帝王還加以讚賞的筆調。如鹿鼎記第三十四回寫道：
康熙笑了幾聲，隨即正色道：“我讀前朝史書，凡是愛惜百姓的，必定享國長久，否則盡說些吉祥話兒，又有何用自古以來，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其實別說萬歲，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什麼萬壽無疆，都是騙人的鬼話。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什麼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諷了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其實就在康熙這樣的“聖明”君主統治下，也是貪官橫行，冤獄不斷，韋小寶這樣的人飛黃騰達，真正的人才飽受壓制。金庸不但從文化上，而且從政治上，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崩潰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它和紅樓夢有同樣的深度。
50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個人崇拜色彩逐漸濃厚。與此同時，金庸有意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東方不敗、任我行是論者常舉的例子，天龍八部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個例子，鹿鼎記中神龍教的洪教主也是一個例子。個人專斷的體制下產生的溜鬚拍馬，歌功頌德，這樣的集團他寫了不少。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以“文化中國”為旗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弘揚與批判，使中國現代讀者重新建立了複雜的民族國家信念。這種文化中國的觀念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和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文學傳統都既有衝突、又有呼應，因此，關於金庸小說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爭論必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延續下去，而中國的國民文學發展也勢必要受到金庸文學的巨大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已經發生了。
本文系2003年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並投交現代中國刊物發表
小生常談篇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
不論在現代文學研究界還是在普通的閱讀接受領域，老舍一向被當作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的一個得到較高的尊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三大“新貴”的座次直線上升，此外艾青、馮至、穆旦這三大詩豪也身價倍增，再加上趙樹理、丁玲乃至張恨水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六大巨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郭巴”兩位似乎被認為不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而準備在恰當的機會將他們列入“甲b”的二流集團，而茅盾的長篇小說“大哥大”的寶座也搖搖欲墜。在這樣豪傑並起的境況艱難中，老舍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有凌越於茅公巴老之上，與沈從文錢鍾書平起平坐、蟬聯現代小說大師“後三雄”之勢。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原因是老舍並不處於全域性之中的“亮點”。而當我們在鎂光燈刺眼的閃爍之餘稍微去注視一下老舍時，則或許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讓我們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幾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我們來看，在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老舍明顯是個“異類”。魯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吶喊的吶喊，涅槃的涅槃，為人生的為人生。巴金可說是五四精神在小說領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訴”，就喚起了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他描寫魯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學習茅盾式的“三部曲”而發揚光大。曹禺則是“五四”精神在話劇領域的代表，雖然主觀上沒有那麼強烈的“五四”創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正好呼應了時代對新文學話劇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讀成話劇裡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讀成話劇裡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願追隨新文學的車輪一同前進。這5人中，從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應有盡有，按照中國人的“數字審美學”，已經可以組成一個圓滿的“五虎將”陣容。可人們不知從何時起，非要加進一個老舍才覺得“六六大順”。殊不知，老舍跟他們，用老舍式的話說：“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親戚”。彷彿推選6大高僧，混進了一位老道，雖然也是出家人，但唸的根本不是一本經。看看名字就覺得彆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較深刻的意義，“魯迅”是“雖魯而迅”，“沫若”是家鄉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曹禺”是“萬分”雖然他們本人未必承認。只有這個“老舍”，是取本名“舒慶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無深意，是“五百年的舊房子”還是“一年四季開粥廠”呢不管哪個意思，都透著俗，這是一個標準的舊派文人的筆名，當然比起什麼“泣珠生”、“春來瘦”一類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師最大的區別在於，他不是吃“五四”飯的。雖然六巨頭中他是惟一生長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彷彿身處風暴眼，那風暴跟他沒關係。“五四”時期那七八年，老舍忙著養家餬口，當過一陣小學校長，還當過一陣勸學員。後來雖然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但那是為了給出國混事打基礎，他跟大學裡的風潮、派系基本上沒瓜葛。想要用“五四”給老舍臉上貼金是比較困難的，老舍在1957年寫了一篇“五四”給了我什麼，想給自己貼點金，可是囉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說的廢話，無非是“五四”讓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話文。我們頂多可以說一句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但這也很難講，因為後來老舍成為大作家後，除了在官樣場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對待“五四”的態度上，跟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極其相似的：熱烈擁護，堅決支援，但到底擁護的支援的是什麼玩意，自己並不大清楚。
老舍殺入文壇，也跟別人不一樣。老舍一不為什麼主義，二不湊什麼熱鬧，三沒有什麼集團。他1924年到1929年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教書，閒居無事，就在一本練習本上寫著玩，寫完了便乘興寄給小說月報。沒想到一出手就“文章驚海內”，不幾天就“書札到公卿”。幾部大作問世後，他輾轉回到祖國，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師了。他的創作態度好像是“遊戲消遣”式的，但他又與鴛鴦蝴蝶派不同。鴛鴦蝴蝶派一是成幫結夥，二是愛趕時髦湊熱鬧，三是立場多變。而老舍雖然朋友滿天下，但不入幫，不結黨，除非形勢所迫，不參與別人發起的什麼運動，而且一貫以自己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創作，很少隨波逐流。他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成了新文學的小說大師，文學界和他自己都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一現實，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和諧。
然而若是單獨看看老舍的前兩部作品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假如老舍不再繼續寫作的話，那麼僅憑這兩部小說，完全可以把老舍列入鴛鴦蝴蝶派的“滑稽小說家”中去。當然，這是比較高階的滑稽。假如老舍的這兩部小說不是發表在小說月報，而是發表在紅玫瑰或新聞報的話，那麼老舍無疑就是鴛鴦蝴蝶派新一代的滑稽小說領袖。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鴛鴦蝴蝶派的創作中心開始由南向北轉移，新一代的北方作家以改革的姿態成為大眾讀物領袖。在社會言情小說方面出現了張恨水，在武俠小說方面出現了還珠樓主，在滑稽小說方面出現了耿小的。耿小的雖然也號稱是“含淚的笑”，但跟老舍比，氣派和技巧都相差不止一籌。老舍能讓人笑得捧腹，也能讓人慾笑不能。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完全可以說是鴛鴦蝴蝶派滑稽小說中興的里程碑。耿小的後來有一部時代群英，主題和內容與老張的哲學相似處甚多，主人公高始覺也是在自己開的學校裡開商店，但閱讀感覺是惡噱過多，缺乏嚴肅的批判底蘊。而老張的哲學雖然老舍自謙是“搔新人物的癢癢肉”，但自有一股正氣和大家風度流佈於字裡行間，這也是老舍不可能與鴛鴦蝴蝶派為伍的原因。
除了風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在思想上也與新文學格格不入。老張並不是純然的舊派人物，對這個人物的諷刺並沒有多少“反封建”或者“個性解放”的意義。對老張進行的主要是道德批判，老張是被作為一個“壞人”受到盡情的嘲弄和挖苦的。而這種道德批判的出發點，則是傳統的，老張的惟利是圖，損人利己，都與“世風日下”的新思潮有關，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正是傳統社會的崩潰，才導致老張這樣的壞人橫行於世的。趙子曰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五四”青年。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五四”新青年的生活就是，不讀書、不上課，打老師、罵校長，穿著運動服睡覺表示時髦，揹著冰刀去冰場，不為溜冰而只為勾搭女學生這樣的觀點在“五四”青年和我們“五四”精神的繼承人看來，當然是誤解甚至是汙衊，但不能否定的是，這其實正是廣大民眾的真實想法。老舍說出了民眾的心聲。在沈從文的蕭蕭裡，也有一段敘述鄉下人怎樣看待女學生的文字。鄉下人認為女學生就是隨便花錢和隨便跟男人睡覺的一種女人。但沈從文並未以此作為自己的觀點，他只是以此來形容鄉下人的淳樸和愚憨。而老舍對新人物的這種看法，卻延續在他全部的創作裡。
老舍知道自己成為新文學小說大家後，自然要收斂他的滑稽，寫出正經的貨色示人。這用北京話說，叫做“知道好歹”。老舍這樣的人，面子第一，你只要對他尊敬、和氣，讓他幹多少活都行。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寫了批判吳祖光的文章，其中一個道理是：“我的年歲比他大，精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但解放這些年來，我寫了好幾個戲，而他卻一個也沒寫。他自己寫不出來，只好怨恨**領導錯了。可也奇怪，我與他都在黨的領導下，我能寫而他不能寫，難道這真是黨的錯嗎吳祖光，回頭吧”吳祖光為什麼怨氣沖天這段話今天看來頗為可笑，老舍理解不了吳祖光這樣的作家為什麼對**有意見，在他看來，有這麼好的**領導著，不好好幹活，真是“不知好歹”。這完全是一個樸素的勞動者的思想，而不是把黨的事業就當成自己的事業的“五四作家”的思想。所以老舍這樣的作家也跟著去批判吳祖光、批判胡風時，態度很真誠，但就是批不到要害上，有時還反而起到一種“攪混水”的保護作用。老舍其實一輩子都在“五四”之外，他不關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話題，他雖然講授過文學概論，但自己對理論是不大感興趣的。他說：“使我心裡光亮起來的理論，並不能有補於創作”。未成熟的穀粒一他看重的是實際的寫作能力。他一生都在關心自己的寫作數量和種類，經常算創作賬，包括稿費。50年代他特別高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終於可以不用擔心養家餬口的問題而縱情高產了。他不但自己成為高產的“作家勞模”，而且衡量